女人的从政之路

　　女人的从政之路

　　1960年，南亚岛国斯里兰卡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此后40年时间里，亚洲成为最盛产女政治家的地方。印度“女皇”英迪拉·甘地是1960年代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贝娜齐尔·布托以35岁的年纪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女首脑。

　　家族政治和传承以及对魅力型领袖的偏爱成为东方女性参政的基础，伟人家族的血缘和圣母的形象，能让她们获得群众的拥戴和权力的信托。所以，她们要打悲情牌——“我以一位妇女和母亲的身份对你们说话……”

　　说到底，亚洲妇女当政是家族政治的必然产物。女领导人只是家族的总代表，无家族背景的一般女性仅凭自身的才华难以攀登权力巅峰。这与其说是女性的胜利，不如说是女性的悲哀：她们继承了父亲或丈夫的遗志，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前台。终其一生，只能是某人悲痛的遗孀或女儿，而不可能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在西方，情况则大为不同，妇女参政主要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推动的结果。当1792年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写下《为女权辩护》一书时，她已有33岁，却还是处女之身。在目睹她挥霍浪费又酗酒无度的父亲粗暴对待并毒打她母亲之后，她曾发誓永不结婚。从15岁起，她就拒绝接受当时那个男性专制社会。

　　《为女权辩护》被看作是女权主义的开山之作，影响力持续到今天。而几乎与此同时，参加法国大革命的女性提出平等的参政权、教育权、财产权、离婚权，并组织争取男女平等的团体。她们的奋斗促进了西方妇女地位的普遍提高，到19世纪末，西方妇女的受教育权得到普遍承认，大中小学都向女子开放。在就业上，1900年美国妇女的就业率达20%。 女子开始涉足一向由男子控制的法律和医学领域。

　　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妇女得到参政权，她们开始在政治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为了获得这一权利，那个时代的妇女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1903年6月14日，在大赛马会上，一位女权运动者试图抓住英王乔治五世的马缰时丧生，由此成为英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位殉道者。为达到参政的目的，她们采取各种手段呼吁，包括到艺术馆破坏名画。英国政府动辄把女权运动者投入监狱。有的女权运动者在监狱中绝食抗议，医生和狱卒则用管子给绝食的女权运动者强行灌食。

　　这样的努力和争取，虽然悲壮，却让西方妇女在权利上的每一步行进都是扎实可靠的。

　　由于欧洲妇女运动开展得早且卓有成效，妇女参与意识强，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西方政坛上最优秀的妇女通常并不来自一个已在政治上成功的家庭，往往是通过个人奋斗，通过与男人的搏杀走到权力巅峰。为了获得主流男性政治家的认可，西方参政女性甚至必须表现出强悍，才可生存。

　　所以，季莫申科说：“成为《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是所有女人的梦想，但我更想上《时代》杂志，这才是我的风格。” 撒切尔夫人说：“一个人如果总是在迎合别人，不要别人的批评，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必将一事无成。”

　　平等从哪里来？

　　人类社会早期，男女本是平等的。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由于母系血统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作用，女性居于社会统治地位，妇女在原始社会物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是其受到社会尊敬的经济基础。私有制出现后，男性在经济上的地位显著上升，母系氏族制被父系氏族制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成为延续千年的社会问题。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提出男女不平等最实质性的问题：要想男女拥有一样的权利，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有经济上的平等、分配上的平等。

　　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主观愿望、口号、倡导和“主义”的结果，更应当是男女生存能力相当的结果。一个人不可能既接受别人的供应又受人尊敬。女权的获得，自然离不开社会制度上的保障，离不开妇女的呼吁和呐喊，但更要紧的是妇女对社会贡献的不断增加。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

　　因为英国妇女在第一次

　　美国的清教徒曾经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妇女的传统，但美国妇女在南北战争中的参与和贡献，成了美国妇女权益提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