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害相关者经济”

　　日本“春斗”忙

　　每年3月，都是日本劳工界“春斗”(年度工资谈判)上演的时节。眼下，各大企业的工会正与资方展开一年一度的工资谈判。

　　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经营者团体——日本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日本佳能公司董事长)在“春斗”开始之际表示：“应当由每个企业根据工人的生产率、企业支付报酬的能力，以及中长期管理战略决定工资。”御手洗富士夫表示，企业更喜欢灵活的一次性支付，而非由于提高工资而增加固定成本。

　　日本的“春斗”经常采取集会、罢工、游行等形式。近些年来，这种“斗”所造成的社会震荡越来越轻微。相反，由于这种活动的制度化，减少了其他时候的劳动纠纷，减少了工人罢工的次数。

　　“春斗”在日本行之有年，只是近年已不若往年那般盛大。劳资双方已习惯每年定例协商，通常在罢工之前即可达成协议。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经济等的变动，传统的“春斗”效果甚微。

　　与“春斗”式微相对应，目前日本工会成员的数量不断减少，就业工人的组织率由1970年的35.4%下降到2003年的19.6%。由于私有化对公共部门工会的沉重打击，工会的力量也大为削弱。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不断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所谓强调“个人责任”。

　　1989年，日本开始征收3%的消费税，1997年则上升到5%。1997年，医疗服务的个人承担比例也由10%提高到20%，2003年则达到30%。相比之下，公司税则由42%降低到30%，边际所得税率由最高的75%降到37%，同时遗产税率也大大降低，使富有阶层获益颇多。1998年，对劳工保护的法律普遍放松。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政策增加了企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自由。

　　在这些政策下，日本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更容易进行贸易、融资、投资，并可通过采用信息技术来雇用价格更低的临时工人从而使工资成本更为“合理”。日本工业企业的跨国经营也更为便利。然而，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则日益恶化和不稳定。

　　劳资关系相对均衡

　　接受《环球》杂志采访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近20年来，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对资本运营以及劳资关系构建了一套规范与制衡机制，从而保证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稳定和相对均衡的格局。三方性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建立了各种三方性机构，形成了劳、资、政三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格局。

　　同时，劳资关系调整机制也日趋完备，协调劳资关系的各种规范全面订立、以劳资自治的方式确定劳动条件劳动标准的集体谈判制度普遍实行、以工人参与权为核心的管理民主化运动兴起。

　　尽管劳资矛盾、劳资斗争依然存在，但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处理基本上被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利害相关者经济”概念的提出

　　20世纪80~90年代，一个新的概念“利害相关者经济”在美、英等国悄然出现。它是将企业视为一个为其一切构成要素创造价值的生产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美国有30个州相继修改公司法，明确规定企业除了要维护股东的利益外，也必须维护企业其他社会构成要素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和决策时，要把雇员的工作岗位损失、企业对社会的影响等也作为考虑问题的重要准则。

　　缓和并不意味冲突消失

　　当然，阶级冲突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林德山认为，是其形式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更多的阶级冲突是发生在局部的经济领域，而很难在普遍的政治领域发生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其二，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其斗争主要是在合法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其三，由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左翼政治力量日益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传统工人阶级更多支持的是政治上较为温和的左翼政党而不是更为激进的左翼政党。

　　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在西方国家走向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集约化的过程中，不仅是蓝领工人、白领阶层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每一次科技水平的提升、社会的进步，都会伴随着社会成本如何分摊、社会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间必然会有矛盾。

　　有专家认为，欧洲的福利制度的确使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了，但是欧洲的福利政策以及社会矛盾的缓和并没有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依然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所以欧洲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罢工、游行。

　　强资本与弱劳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出现的另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对传统的劳资关系格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认为，过去各国政府可以进行调控的企业、产业甚至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现在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收益最高、契约规范最少、不用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地方进行投资和生产，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越发严重了。

　　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会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压低了他们的就业条件，加剧了他们的失业状况。于是，在劳工标准问题上发达国家工会与本国政府出现了同持一种观点的奇异现象。

　　公司不只是资本家的

　　寻找最佳CEO

　　2007年，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正式宣布要物色接班人，希望能聘请一位或多位年轻有为的投资人才，接替他领导名下的投资基金。

　　3月1日，巴菲特在发给旗下“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下简称“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说，自己计划将其在伯克希尔公司的工作一分为二，分别寻找一位首席执行官(CEO)和一位首席投资官(CIO)来掌管公司。身为伯克希尔公司现任CEO的巴菲特同时坦言，伯克希尔公司最重要的业务——保险业的回报，在2007年预计会“恶化”，“现在是我们抽身的时候了”。

　　巴菲特准备先雇一名年轻的投资经理来打理公司的投资业务。“我希望选择一名有潜力的年轻人，入选的人应该能独立思考，并且能认识和规避风险，情绪稳定、对人类及机构的行为有独特见解也非常重要。”巴菲特在信中说。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伯克希尔公司董事会已同意雇佣一名或多名候选人来分担CIO的工作。巴菲特去年也曾说，伯克希尔公司董事会有3名CEO候选人，而且董事会知道“一旦我死了谁来继位”。3位候选人个个都比巴菲特年轻很多。

　　不过，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公司投资领域的继任人还没有完全找好，因为选到真正合适的人并非易事。他说，既聪明又有良好投资记录的人不少，但找到拥有长期成功投资记录的人比找仅看脑子和一时操作记录的人要难得多。

　　分析师指出，选择年轻人担任首席投资官意义重大，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看到巴菲特在为自己创造的公司物色继任人应该感到非常高兴。

　　发达国家的私有企业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原有管理模式的延续后，受到资本过剩和知本力量的影响，终于在最近20年迈出变更组织形式的新步伐。同时，发达国家国有经济也因受到各种社会管理思想的影响而有了新的动向。有专家总结指出其主要表现是：

　　一、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非垄断性的私人企业在继续增加。

　　二、在雇佣劳动制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在不断发展。德国共有合作社社员达1000万人，1/4成年人是合作企业社员；美国农产品的30%是通过各种销售合作社出售的；日本几乎所有农民都是“农协”(农业合作社)社员。除合作社外，由工人出资组建和自己经营的合作工厂，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增多。

　　三、大规模并购是改变企业组织与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形式。发达国家企业已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获利空间已越来越集中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品牌管理、销售这两端，而中间的生产环节完全可以通过代工的方式实现，而这一会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低利润空间，可以完全“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同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发达国家企业在通过并购进入新兴市场后在经验、资金方面都有巨大优势。因此发达国家的企业买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买工厂，已经成为目前企业界的流行趋势。

　　四、发达国家企业间合作获得先发优势。发达国家的企业形成共识，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加大，也通过知识产权的形式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企业利益进行巩固。近20年来，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也变得比过去更加频繁，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多家企业共享某一技术标准的状况，这种表面上企业之间的妥协其实是在寻求一种多赢的局面。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的技术标准俱乐部存在，对于俱乐部成员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完善技术上的不足而更加强大，而对于被排斥在俱乐部之外的企业，必须缴纳昂贵的专利费才能获得生产产品的权力。因此发达国家企业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成本上的先发优势。

　　五、发达国家的股份企业，在股权上出现了法人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在经营上出现了专家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其表现是：

　　(一)在发达国家股份公司的股份中，法人或团体持股的比重日益增大。即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由基金会、保险公司等团体使用保险金、养老金和各种专项基金购买股票，由投资公司购买股票等现象日益发展和发达。

　　(二)股票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有些大公司的股东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加上法律对法人或团体持股率的限制，使每个股东的股权占有率越来越低。

　　(三)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日益专家化。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自己的一部分经营管理职能转向社会，由咨询公司、财务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去完成。

　　(四)公司在经营管理上重视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作用，建立了诸如“董事会职工代表制”、“共决合同”、“职工代表咨询会议”、“劳资委员会”等民主管理的制度和组织。

　　专家点评

　　企业发展现在以全球作为背景。他们把许多环节外包到了全世界，企业只做它核心的东西，然后用产业链串起来。这种重新组织要素的方式为它们赢得了竞争力。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周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