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

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马晶）

　　

　　              高淑娟 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经济学博士。

　　

                    工资指数国际化比较 日本农村物价的演变

　　■专家评析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见表1）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见表2）“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3.“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 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它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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