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称联合国秘书长是不可能的任务

　　1953年4月，联合国首任秘书长一到达纽约埃德怀尔德机场（现在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就向他的继任者表达了问候，并告诉对方将要继承“世界上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句忠告仍然警示着联合国“王位”的继承人———今年一月新上任的韩国外交官潘基文同样开玩笑说他接手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像‘秘书’而不像‘长’”

　　拥有36年韩国外交官经历（包括两年外交通商部长官）的潘基文成为了世界上的顶级外交家。他成长于韩国，韩国的外交环境造就了他低调和谨慎的作风。韩国是周旋在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的几个大国（包括中、美、俄、日等）之间的国家，韩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关注点是在避免与有核国家倾向的朝鲜挑起战争上，而非试图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强权大国。人们对潘基文最典型的评价就是“极度非政治性的”、“一个好的倾听者”。他的支持者们认为他避免了许多错误。在他担任外交通商部长官期间，他把温和运用得炉火纯青，被韩国民众称为“油滑的人”。

　　领导人都因为具有领导人的魅力而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声望，可能潘基文也是如此。联合国历任秘书长中最受爱戴和尊敬的戴格·哈马舍尔德（埃德怀尔德机场忠告的听取者）在他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并做的很出色之前，在世界舞台上只是个无名之辈。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即使是如此出色的哈马舍尔德转世投胎，来做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也不太可能会取得成功。联合国的秘书长更像是国际体系中的“囚犯”，而非“领导者”。潘基文则开玩笑说他是更像“秘书”，不像“长”。

　　安南的失败说明问题

　　即使哈马舍尔德转世投胎同样会失败，因为我们已经有过试验。做了两届、长达10年联合国“掌门人”的加纳外交官科菲·安南在这个角色上有着一种奇特的能力，那就是能创造出一种表面的影响力，而毫无任何实际的东西，他还满心希望这种表象能成为现实。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招集军队的能力，也没有强制力；他的影响力在于他作为一个调停人或者朋友的技巧，还有他的全球视野，选择关注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纯粹的“软实力”，区别于军事、经济实力。

　　安南把这个软角色扮演得出神入化。这个加纳部落首领的后代把他工作的尊严赋予了一种帝王般的从容，他把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理想人格化，他平静而颇具权威性的观点得到世人的关注。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安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联合国在东帝汶和塞拉利昂的重建中成绩斐然；加大了维和的投入力度；与一些商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缔结协议来共同为人道主义事业服务。2001年安南和联合国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正是因为这些成功，安南后来的失败把潘基文接手的秘书长工作的难度展现得十分清晰。世界的分化不可能避免地在联合国被放大了。从2002年夏天起，安理会成为争论伊拉克问题的战场，安南为了化解两方的分歧而介入其中。当他批评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使美国布什政府暴怒。然而，在安南任期的末期，发展中国家却倾向于把他看做是华盛顿的帮手。

　　联合国难以行使权力

　　如果美国与其批评者的分歧是秘书长面临的唯一困境，那潘基文的前景看起来似乎很好。但实际上，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是联合国的唯一威胁，甚至不是主要的威胁。安理会赋予5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单边主义，而结果是使联合国的几乎所有议题都陷于瘫痪。某个常任理事国经常会因为某个议题不利或者有损其利益（例如对某些地区的石油资源的争夺）而投反对票将该议题否决。有些情况下，安理会能够采取行动，但是方式却让人费解。比如2000年，安理会派遣维和部队到刚果，人数是5500人，这个数字仅为几个月前派遣到科索沃的1/8，而刚果的面积是科索沃的60倍！

　　上个月，潘基文在上任之后第一次访问非洲，他的议程上最重要的内容包括贫穷、健康和经济机遇。潘基文呼吁制订协议来解决苏丹达富尔地区的边境问题。但是，尽管计划在这个地区今年投入一支22000人的精锐维和部队，能否维持这个面积相当于法国大小的地区的和平局面仍令人怀疑。

　　世界变了联合国未变

　　有一个方法可以强化安理会，联合国系统的领导们都很清楚这一点。“联合国发展计划”（UNDevelopmentProgram）的“老板”凯末尔·德尔维斯两年前就发布了一个计划，计划的内容是废除安理会“否决票”（Vetoes），取而代之以“有利票”(WeightedVoting)。拥有大的人口数量，大的经济总量，对维和或者其他全球公共产品作出大的贡献的卓越国家可以相对拥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其他国家都靠边站。

　　在减少僵化的同时，德尔维斯的改革还将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当下的安排反映的是1945年时的国际体系格局，现在的世界格局有了很大变化，比如“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它的实力已经为世界公认，但是在安理会，印度远没有俄罗斯、英国或者法国那么大的发言权。

　　然而，尽管安理会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却一直没有发生，呼之欲出的改革似乎遥遥无期。安南努力推动改革进程向前发展，但是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安理会的新成员似乎都“不可能”，尽管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都摆出高姿态，声称愿意减少安理会的权限，部分降低自己的特权。但事实是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发生。

　　潘基文把安南的失败看得很明白，所以他很清楚安理会改革将是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改革遭遇重重阻力

　　潘基文对联合国官僚体制就不那么温和了。他的顾问们希望能削减来自联合国大会委任下的报告和组织部门会议上的开销，有一些是源于上世纪40年代，而且其中许多毫无意义。

　　没有哪个与联合国打过交道的人或国家可以怀疑潘基文的改革目标的高尚性。问题还是在于安南也曾在这些方向上努力过。2005年3月，安南提出了《更大的自由》的报告。这个改革报告建议对所有联合国大会委任下的报告、会议和计划进行评估，而且五年后都要潜在性地终止；呼吁用收购的办法来挑拣出没有工作效率的工作人员；推动员工和预算资源转移到真正需要他们的部门。这些改革打算激励那些能干的官员。安南合理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收到“甜蜜”的效果。改革方案中，把资源优化分配的方案并不为发展中国家认同。而关于废除托管支出的要求还只有讨论而已，两年以来，没有一项托管消失。

　　潘基文难以改变现状

　　不管联合国秘书长才能有多出众，在拒绝使联合国机制走向公平的大国面前，在拒绝使联合国走向高效的小国面前，都只能无能为力。一方的自私促使另一方的不负责任。因为秘书处起草的决议要通过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的安理会，而联合国大会又没有任何使联合国变得有效率的紧迫感。

　　在潘基文的任期内，极有可能这种状况会更加糟糕，而不会有改善。131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和自信，潜在的世界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格局会有许多新的不可知的变数，权力争斗会让联合国更加低效。

　　潘基文会勇敢地与眼下的困难角斗，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斗士，据说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工作。他会努力工作，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的胜率可能不足一成。(周瑜)

　　上图：在利比里亚，维和部队人数达到14000人，但当地的局势仍未见平稳。

　　上图：来自加纳的维和士兵在黎巴嫩执行任务。

　　（子琦／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