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足够的怜悯来包容他

　　我们有足够的怜悯来包容他

　　通过校报，青帝了解到凯特琳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高中时她就是个活动积极分子，曾经领导过一个志愿者组织，善于用马来治疗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

　　两年前，距离她家乡不远的红湖市也发生过一起校园枪击案，导致包括枪手在内的10人死亡。这件事情更加激发了她对精神疾病和高等教育的关注。

　　在凯特琳看来，“家庭”的概念十分重要。此前，她把镇上9000个住户和高中34名同班同学都看作一个家庭。如今，她把弗吉尼亚2.6万名学生看作一个家庭。

　　“无论你做过什么，你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她说。

　　因此，虽然她一再表示枪击案中自己也失去了朋友，并深深感到悲哀，但她始终不能同意4月16日这天“只有32个人死了”的观点：

　　“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赵是一个人，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一样有人曾经爱他。我不能决定谁的生命有价值、谁的没有，我没有这样的权利，你有吗？因此我不对死去的人进行审判，我哀悼每一个生命。”

　　出于这种价值观，她否认选择凌晨摆放石头是因为害怕和羞愧，而是“不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她做这件事情，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她一向信任的父亲。

　　不能否认，许多人的看法，对她还是产生了压力，她不能不担心别人的指责。在公开信中她表示：“不仅仅是学生，可能也有老师不同意，因为校园里很多人都那么愤怒，他们都憎恨赵承熙。”公开身份的那天早上，她一度没有接电话，也没有查信箱。

　　大大出乎凯特琳预料的是，当天她就收到上百封令她感动的电邮，其中一些来自遇难者家属。只有一个人要求移走石头，不过措辞十分礼貌，而且对弗吉尼亚理工这个集体评价很高。

　　远在家乡的父亲得知此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对我女儿的敢做敢当感到高兴，也对她能够对学校里的每个人敞开心扉感到高兴。相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不少人来信表达谢意和敬意。“可能我做了他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凯特琳对一家宗教报纸的记者说。

　　“那些石头不仅仅是为了死难者放的，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友和我们这个集体。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关系紧密的集体，那么我们应该关心每一个人。我不否认赵做了一件破坏性极大的错事，但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怜悯来包容他。”她说。

　　截至4月26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这个看上去意志力颇为坚定的女生表示，自己将继续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读书，攻读“犯罪心理学”的硕士研究生。而在4月16日之前，她还对这一想法心存疑虑。

　　“现在我十分确定。”她显得乐观而又坚毅。

　　请让我一个人静一下

　　然而4月27日，当记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凯特琳采访时，却意外遭到拒绝。在回信中，她语气平缓地希望媒体不要把焦点集中在她的身上。“既然大家知道纪念石是谁放的，为什么放，就足够了”。“如果你真正尊重我的行为，就应该了解我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同时，她要求所有的通信不得公开。

　　在随后的来信中，她原先平缓的语气一下变得激烈起来：“你一再地打扰我的生活，无视我拒绝接受采访的请求。”

　　无奈之下，记者试图联系社会学系的教授，从侧面采访。凯特琳迅速发来一封更为激烈的信件。她指责记者破坏了长期以来她本人努力赢得的尊重，并给她制造了充满敌意的舆论环境。

　　“请停止吧！”她一再使用“停止”这个词，并用黑体字标出：“请让我一个人静一下。”

　　对此，青帝推测，凯特琳可能遭遇了不小的压力。这位来自广州的建筑学女博士，至今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据她了解，校园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原谅赵承熙。与此同时，美国在线组织的问卷调查也显示，近20万人中，只有大约53%的人支持凯特琳的行为。

　　同样，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有人在博客上直接称这一做法及其愚蠢，“我很不想讲脏话的，但还是不得不说，真他妈的。你比那位杀手更加无情！”

　　也有人在网上表示，如果要放赵的石头，那岂不是“9·11”的恐怖分子和希特勒也得有个纪念碑吗？还有人呼吁媒体别再提赵的名字了，不能让他更出名，那样就达到他的丑恶目的了。当然更不应该在任何纪念仪式上提他的名字，摆放属于他的纪念石。

　　在赵承熙疯狂扫射的法语课堂上，安妮·利奈·戈达德的儿子不幸受伤。她和丈夫拒绝称呼赵承熙的姓名，只喊他“凶手”。

　　对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来讲，他们无法忘怀往日宁静安详的校园。在名为黑堡的大学城里，开车不到5分钟就能看到成群的牛羊和大片的农场。与青帝早年居住的广州截然不同。这个3万人口的小镇上只有一条商业街。人们普遍很友善，走在路上互相打招呼。青帝说，在这里读书4年，她听说过的谋杀案不超过5起。警察多数时候只是处理些交通违规、噪音扰民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枪击案后，整个校园一直处于惊恐之中。校园内遍布的警察，以及脸上仍带着悲伤、惊恐和泪痕的年轻学生，与成群的电视转播车和忙忙碌碌的记者们，形成怪异的对比。

　　青帝说，她的朋友艾力克的观点代表了多数“火鸡人”(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的自称)的看法：

　　“现在要求人们原谅他还是太快了，毕竟他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我对此也感到很不舒服，总觉得是对受害者家庭的一种不敬。但另一方面，我为这样的大度行为而感动。这不仅仅是表达了对他的家庭的爱与同情，更表示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弗吉尼亚理工愿意承担责任，我们承认赵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做了这样天理难容的事情我们也有一份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是受害者。”

　　因此，在4月23日复课当天，弗吉尼亚理工联合会再次举办了默哀仪式。他们出面澄清，当时是敲响了33声钟声，但第一声钟声是宣布默哀开始，并非为赵而鸣。后来也只放了32个白气球，代表32名死难者。此前的全州默哀日上，中央操场同样举行了千人默哀仪式，但也只放了32个气球。不少宗教团体都为赵的家人祈祷，但多数不愿为赵祈祷。

　　人们很难做到这点，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这么做

　　“石头失而复得的传闻，恰好表达了人们的复杂心理。”青帝分析道。包括她本人，第一反应也是很吃惊，只是后来才逐渐接受。

　　在纪念石安放的操场上，连日以来常常有宗教仪式举行，包括极端保守的南方浸礼教会科学论派都有人到场。本地的卫理工会派基督教徒还在学校的各处派发自制的曲奇饼。但没人去碰那块石头。

　　该校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巴德利·赫特在复课后做了一个小调查，就是否应该有第33名遇难者展开讨论，他注意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人数大致相当。学生们的意见有的很独特：有人说早在赵承熙决定杀人那刻起，他已经死了，所以只有32名死难者；还有学生认为自闭的赵承熙远离了VT这个大集体，所以只有32名死难者。

　　22岁的卡洛琳·玛丽，是“4·16”事件中的跳窗幸存者。说起赵承熙，她的感情十分复杂：“我恨他，但也同情他。我也不知道这样两种感情怎么能够并存，但是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青帝认识的蕾玛·萨马哈的家人在葬礼上，则向赵承熙家庭致以慰问，“因为他们也失去一个儿子”。她的父亲说，“萨马哈”这个姓氏就是原谅的意思。

　　一位基督教的神父说，他和许多学生聊过这件事，不少都表示同情赵的家人，但也有不少说无法原谅他。

　　本地花店的老板说，全国各地的电话订单堆积如山，很多人都说：“这是点钱，请你们给死难者献上点东西，什么都可以”。但很少有人提及赵承熙。

　　正因为如此，包括青帝在内的许多学生，深深为凯特琳的勇气所折服。宗教研究学教授布来恩·布赖特说：“人们很难做到这点，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这么做。”

　　但不论人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第33块纪念石”只是凯特琳的个人行为。由于此前媒体中充斥着“弗吉尼亚理工原谅了赵承熙”等等字样，因而导致了学校被许多人误解。

　　对此，该校发言人马克·奥萨斯奇在撇清此事的同时，重申学校没有和赵的家庭联系，也不准备向他发放毕业证。在官方网页的哀悼名册里，赵承熙也不在其中。

　　与此同时，关于凯特琳举动的争议也越来越多。“虽然表面上大家还是说着冠冕堂皇的好话”。但青帝试图跟几位好友探讨此事，发现私下里几乎没有人赞同凯特琳。

　　一位英语系的同学私下说，尽管凯特琳的意图是明确而善意的，但她没有权利替2.6万名火鸡人发言。因为这是个公共的悼念场所，放不放石头应该由死难者家属决定，否则就是极度不尊重死难者。

　　“我们都有试着帮助他，他的老师有单独辅导他，他的室友有想法接近他，警察有和他谈话，赵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不归路。凭什么要我们为他错误的选择负责呢？反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他太宽容了，过分乐观了，以为他即使拒绝了他人的帮助也会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位同学认为凯特琳在公开信中暗示VT不够“关心同学”是毫无道理的。

　　关于凯特琳一再强调的“家庭观”，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一名附近小镇的居民说，有时“家庭成员”也会背叛“家庭”，“就像赵做的那样，因此他不值得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情”。

　　甚至关于凯特琳人品的传言也开始流传。虽然这种话不好直接讲出来，“显得人很小气”。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表示，如果她真的是个不计名利的人，就应该一直保持沉默，站出来又不想被媒体追访，怎么可能呢？她甚至从教义出发说：“如果她真的相信自己做的是件好事，是不用解释的，因为上帝会决定她做的对错。”

　　不过出于对摆放人的尊重，马克·奥萨斯奇表示所有物品(连同人们写给赵的信件和条子)目前都摆放在学生活动中心。学校特别给所有同学写了电邮，要求尽量记录全世界各地向我们传达哀悼之情的人的名字，要设法永久保存人们寄来的签名板、卡片、艺术品等。

　　目前学校正在和美国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