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隐面”人生

    央视《世界周刊》播出节目“‘隐面’人生”，以下为节目内容：

　　2006年11月9号凌晨，在柏林市中心一间寓所里，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平静辞世。

　　17年前的这一天，1989年11月9号晚上，柏林墙轰然倒塌。东德人络绎不绝地穿过开放的边境，与西德那边的同胞和亲人热情拥抱。 当时，这位老人坐在电视机前神情迷惘地目睹了这一幕，几个月后，老人的命运因柏林墙的倒塌被改变。

　　冥冥中，老人的一生似乎和“柏林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离去，带走了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位老人就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冷战时期国际情报界著名的“隐面人”——马库斯·沃尔夫。 这位冷战时期国际大牌间谍的一生中发生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述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将来。

　　1961年8月，柏林墙的修建，不仅将柏林这座世界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了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成为战后欧洲分裂的象征。与此同时，柏林墙两侧的间谍战也打得如火如荼。不少东德间谍潜入了西德重要的公司和政府部门，有的甚至晋升到了很高的位置。所有这些背后，一位神秘人物的时隐时现，引起了西方情报部门的关注。

　　但直到1978年，此人才浮出水面。那一年，瑞典情报人员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偷拍了一位神秘人物和西德某官员会面的照片，事后，一名变节的东德情报人员参加了指认工作，

　　至此，马库斯·沃尔夫， 这位冷战期间东德间谍活动的灵魂人物，第一次露出庐山真面目。

　　冷战时期，他在德国境内外指挥的正式特工多达4000余名， 除此以外，还培训了无数的情报员、交通员和特工教练。

　　“就连我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领导下的外国情报局是欧洲大陆上最卓有成效的情报机构。我了解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秘密比她的总理还要多。”——马库斯·沃尔夫

　　沃尔夫的间谍生涯可谓“业绩辉煌”。在自传《隐面人》里，沃尔夫这样写到：“我个人的一生像是一条长长的弧线。它的起点，无论用任何客观标准衡量，都可说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我们这些东德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永远不再重复德国的历史罪恶。”

　　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保护国家和维护和平的信仰。不过他自己也承认，“现实有时会和信仰背道而驰。著名的“纪尧姆”事件，就透着沃尔夫终生难言的迷茫。京特·纪尧姆，原在东德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按照沃尔夫的指示，他和妻子潜入西德，并设法加入了社民党。由于勤奋谨慎善于交际，纪尧姆很快引起了党内人士的注意。 1964年，纪尧姆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 1969年9月，德国社民党在战后首次获得大选胜利。 不久，纪尧姆经过严格审查，成功打入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办公室，并被提拔为总理首席助理。从此，大量西德和北约的核心机密流入了沃尔夫手中。

　　1974年4月，纪尧姆的间谍活动败露， 这个事件犹如石破天惊，在西德政坛引起了强烈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勃兰特是联邦德国最早推行缓和政策的总理， 这一政策在当时的确缓和了东西方关系。 而沃尔夫所指挥的间谍活动却使得这位总理被迫辞职， 连沃尔夫自己也承认，勃兰特的下台并不符合民主德国当时的国家利益。

　　“把京特·纪尧姆安插在西德政府首脑身边，有人认为这是我谍报生涯中最大的成功，我自己一度也这样认为。但现在想来这也是我最大的失误。”——沃尔夫

　　在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后，沃尔夫上了西德政府的通缉名单，几年后以“叛国罪”和“贿赂罪”被判处6年监禁。沃尔夫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叛国者？历史对沃尔夫似乎也无法做出一个盖棺论断的评价。不过，沃尔夫本人却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看法。

　　“回顾冷战期间我亲身经历的这场独特的交锋时，我作为其中一员不寻求任何宽恕。我的一方曾为反对法西斯的复活奋斗过，也曾为社会主义和自由奋斗过。这一崇高目标最后落空了，但我仍然相信它是可以实现的。我的信仰依然不变。”——马库斯·沃尔夫

　　1923年1月，沃尔夫出生在德国巴-符州小镇黑兴根。 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医生兼作家，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母亲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们一家人辗转流亡到了苏联。在俄罗斯，马库斯·沃尔夫读完了中学，之后，他被送到“共产国际”一所学校接受政治和情报业务的训练。19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沃尔夫回到德国。 1957年，不到30岁的沃尔夫当上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总局局长，后来，又升任该部副部长。

　　在回忆录中，沃尔夫称，小时候家庭和青年时期在苏联的经历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前东德共产党员:他是个传奇人物,很显然他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收集情报或者间谍工作

　　,不管你怎么评价他(的一生),他的确是让人刮目相看。

　　1993年，德国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沃尔夫6年监禁后，沃尔夫开始了长达四年的上诉。

　　在上诉中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被判祖国，这是一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冷战中，西德的情报机关跟他们一样，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战后，德国的法律规定了东西德人应受同等对待，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原东德的情报人员受到了审查和监控，没有受审判的也普遍比原西德情报人员的待遇差。东德外交官因“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而丢掉工作，而曾经与他们坐在一张谈判桌上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成了被告，而西德间谍却成了证人。

　　其实，沃尔夫有很多机会可以避免这场审判。东西德统一后，西德和美国情报机关人员都对沃尔夫提出用情报换自由，但沃尔夫拒绝了。退休后，沃尔夫一直在写书。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历史不能只由胜利者撰写。”在谈到一些有争议的事件时，沃尔夫这样写到：“我的思维方式是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当时认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这种态度也在日后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每当听到有人骂我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说的是否属实？”而是他们攻击我们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如今冷战的铁幕已经荡然无存，然而沃尔夫的隐面人生留给我们思考却是：类似的冷战思维，真的彻底消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