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扶助最低阶层 种姓等级将发生改变

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在选举前举行集会。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玛亚瓦提。

　　种姓制度已经在印度延续几千年，最低种姓、贱民阶层曾经处在社会的最低层。但在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对最低阶层有意扶助，这一阶层自发的自主自救努力，正促使印度古老的种姓等级发生大反转。

　　5月11日，印度人口最为众多的北方邦地方选举尘埃落地，代表印度世袭阶层中贱民阶层的印度社会民主党获得胜利，将组建该邦16年来首个一党政府。

　　 高等种姓给“贱民”做副手

　　北方邦被认为是一个种姓和宗教政治的熔炉。令人吃惊的是，此次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背后是最低种姓达利特与高等种姓婆罗门结成的“彩虹”联盟。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才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政治胜利。

　　在这个“彩虹”联盟中，贱民种姓达利特处于领导地位，而高等种姓婆罗门则充当了较为次要的伙伴，这在印度政治史上是一次大反转。数十年来的印度政治中，高等种姓的政党往往只是象征性地对达利特阶层的领导人表示支持。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北方邦下层种姓政党取得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种姓制度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虽然在种姓制度经历了3000多年的发展以后，人们的偏见还很难一时改变，但是今天的高等种姓未必还如过去那样风光无限，而下等种姓的力量也开始逐渐壮大，并通过自己的政党发出了越来越有力的声音。

　　婆罗门阶层已经风光不再

　　北方邦大选结束后，在印度生活了20多年的法国记者高提埃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婆罗门是否已经成为了今日的贱民？”按照印度过去的种姓制度，婆罗门即僧侣阶层，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而达利特是四大种姓之外的贱民，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这种人曾世世代代从事当时被认为是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

　　然而在今天的印度，诸如清扫厕所、仆佣等职业中时常可见婆罗门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新德里大约有50所公共厕所，基本上都是由婆罗门来清扫或看管。那嘎尔地区的人力车夫则有50%是婆罗门。在东北部城市瓦腊纳西，这一比例更高。

　　而南部安德拉邦的家仆则75%都是由婆罗门充当。而素以受教育程度高著称的婆罗门，近年来也出现了婆罗门学生数量总体下降的情况，中途辍学比例相当高。

　　政府扶助提升“贱民”地位

　　而在另一方面，贱民达利特阶层的地位近年来却呈不断提高趋势，印度政府也很重视歧视贱民阶层的问题。

　　目前，印度政府在公务员职位以及法律、医疗等现代职业方面采取了对低等种姓倾斜的“种姓配额”政策。比如规定给低种姓的“贱民”保留23％的公职岗位，在升学录取时对贱民学生给予优惠等。

　　不久前印度政府就出台政策，要求大学为最低阶层预留入学名额，虽然这一政策曾遭到强烈反对。

　　除了政府有意的扶助，下层种姓自主意识也日益增强，逐渐开始努力为自身争取权益，以改变过去默默受压迫的面貌。一方面，他们建立并壮大自己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跃，社会民主党便是典型的一例。

　　另外，在印度的一些农村，达利特这一过去的贱民阶层也都建立起联合组织，保护本种姓人的利益，争取工作机会。

　　扶助弱者产生“逆向歧视”？

　　但印度政府保护贱民利益的政策也引起了其他种姓的不满，认为它损害了其他种姓的利益，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有所下降的婆罗门。一名印度种姓问题专家拉哈克里施纳认为，在印度国大党政府提出要提高下层种姓地位时，却很少有人谈论上层种姓阶层今日的状况。许多高等种姓的人认为这是不平等的竞争，是另一种歧视———“逆向歧视”，并由此衍生出种姓冲突。《印度快报》2006年上半年就曾报道称，北方邦在半年时间里发生了1500起种姓暴力事件。

　　事实上，贱民种姓政党虽然在北方邦上台执政，但这仍然不能完全掩盖种姓矛盾。“彩虹”联盟能够取得成功，也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在种姓方面实行了比较模糊的策略。

　　分析人士认为，“彩虹”联盟形成的背景很大程度在于北方邦民众对日益猖獗的腐败、犯罪的不满。

　　而社会民主党迎合了人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呼声。调查也显示，对于种姓和社会阶层的忠诚并非该邦选民最重要的关切问题。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物价上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

　　印度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尤根德拉·亚达夫认为，种姓只是印度人对日常问题提出利益要求的表面形式，“他们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希望分享权力。”

　　（马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