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科齐访非洲重温大国梦

　　本报首席记者郑若麟

　　编者按

　　贝希尔·本·亚美德是《青年非洲》杂志创刊人，也是同名报业集团的总裁。近半个世纪以来，《青年非洲》在非洲拥有大量读者，影响巨大。本·亚美德自1960年创办杂志以来，几乎每周撰写一篇以“我所相信的……”为标题的社评，从未间断。

　　他预言并评论非洲大陆许多历史性重大事件。他集册出版的社评几乎就是非洲现实的一份历史写照。他在非洲的知名度超过很多非洲的国家元首。

　　本·亚美德出生在突尼斯，年轻时曾从政，担任过突尼斯政府新闻部长。他深感欧洲与非洲两个大陆互不了解，是造成很多矛盾的因素之一。他立志创办一份分析非洲问题的杂志。至今，《青年非洲》杂志是全球范围内最有影响的有关非洲的刊物之一。

　　值此法国新总统访非之际，本报驻巴黎记者郑若麟与本·亚美德就法国、非洲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对话。

　　非洲之行任重道远

　　郑若麟：法国总统萨科齐上任后选择非洲作为出访欧洲大陆以外的第一个地区。你作为一位长年追踪、研究欧非关系的资深评论员，如何看这次法国总统的非洲之行？

　　本·亚美德：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与其前任大不相同，特别是与希拉克相比——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萨科齐本人对非洲事务经验不足，也不太了解。他仅踏足非洲一两次。而且，我怀疑他从内心深处会对非洲真的感兴趣。但他上台以后已经认识到，非洲对法国意义非凡；非洲使法国拥有特殊的影响力。

　　欧洲大陆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与法国，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德国在中欧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七八个中欧国家在摆脱了前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影响后，今天几乎成为德国的“卫星国”。它们主要与德国发展经贸关系。德国对它们影响巨大，是这一地区无可争议的强势大国。法国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如果法国没有与非洲国家——包括北非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以及某些地区军事关系的话，如果法国失去对非洲的现实的、长远的和有效的影响和存在的话，法国就将失去它从全球范围而言的影响力。所以，萨科齐总统提出了建立“地中海联盟”的设想，并在不久前先出访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今天又前往利比亚、塞内加尔、加蓬等其他国家访问。

　　郑若麟：但是法国与非洲的关系似乎已经大不如从前……

　　本·亚美德：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已经大为缩减。法国从非洲的退出，可以说是从15年前开始的。有三个因素导致这一结果，一是法国在非洲推行“民主化”政策，二是非洲法郎的贬值，三是当时的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的决策：对非洲不再感兴趣。巴拉迪尔将非洲视为法国的负担。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其后果非常明显。法国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其在非洲的基地。法国的影响力在衰退，特别是在法国国内，研究非洲的大学和研究所日益削减，媒体也陆续撤回了常驻非洲的记者，企业家也将视线从非洲转移到其他大陆。在短短15年的时间内，我的判断是法国对非洲的影响、资本和人员均下降了一半。

　　非洲人对此感觉非常明显，因此他们将视线转向其他方面，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向美国、英国和欧盟。今天法国即使有意，也已经无力重新成为一个“非洲大国”。法国与当年英国退出非洲所走的轨迹几乎是一样的。法国对非洲的援助，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0.5%朝着0.4%、0.3%……一路下滑。

　　从另一方面来说，法语非洲国家也已经开始习惯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法国。如不久前科特迪瓦危机，就是由非盟自行解决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削弱程度。

　　重塑法国非洲特殊关系

　　郑若麟：那么在这种背景下，萨科齐能够为非洲带去什么“厚礼”呢？萨科齐有没有重塑法非特殊关系的愿望和能力？法非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善？

　　本·亚美德：萨科齐总统将力图使非洲人相信，法国退出非洲这一幕现在已经结束，法国人正在重返非洲。然而我认为非洲人不太可能相信这一点。原因也是我刚才所说的，法国已无此能力。萨科齐对非洲不是那么了解，因此他就想到非洲寻找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钥匙。也许他能找到什么，但我认为这将是非常外交化的、表面化的解决方式。因为总的来说，法国已经没有能力支付影响非洲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之所以现在能够进入非洲，就是因为中国有能力付出这种代价。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在巴黎甚嚣尘上的有关“法非友好之家”的房产之争。希拉克总统在位时赠送给“法非友好之家”一幢楼，位于赛居尔大街。目前正在翻新装修。有人提出，国家为何要出巨资来翻新这幢楼？给非洲人做这事到底对法国有何益处？

　　我认为这对法国的益处要远远超过翻新这幢楼所付出代价的十倍、百倍。但法国连这样一个小小的代价也已经支付不起。因此，我看不到萨科齐总统对法非关系能够带来什么戏剧性的改变。法国在非洲影响力下降的总体趋势难以扭转。

　　中国因素触动欧美神经

　　郑若麟：但由于出现了“中国因素”，中国人正在来到非洲，是否使非洲这盘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欧洲人、包括美国人在内，似乎因为中国人的到来而“神经敏感”。法国一些媒体不是也批评中国是“新殖民主义”吗？

　　本·亚美德：我告诉你一件轶事，你从中可以理解西方对中国接近非洲的敏感并非源自今天。那是1963年，《青年非洲》创刊三周年。当时杂志还在罗马。这一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几个国家。这是非洲独立浪潮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非。当时美国驻罗马使馆直接找到我，声称他们对周恩来访非极为关注，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希望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扩大”，要求在非洲颇有名气的《青年非洲》周刊“助其一臂之力”。他们还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提供大笔资金。我一口回绝。我们是一家独立媒体，不接受外来资金。我们与中国之间也没有任何问题。由此可见，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加强与非洲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视中国进入非洲为介入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因为非洲是“美国和欧洲的后院”。

　　郑若麟：那你认为中国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因素？中国能够与非洲国家取得“双赢”局面吗？

　　本·亚美德：其实中国已经为非洲做出了很大的帮助——我说很大的帮助，并不是一句空话，我是字斟句酌以后这么说的。中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表现出对非洲的强烈兴趣，这就使得欧美突然又重新关心起这片大陆。“因为中国人将视线转向非洲，那么一定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值得我们关心的。”仅从这一点出发，非洲就要感谢中国。

　　事实上，自从中国重返非洲以来，印度也急起效仿，美国也重返非洲，德国、俄罗斯等都纷纷跟上。欧盟甚至学起“中非论坛”，也搞了一个欧非峰会。因此，是中国使得非洲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重新找回了价值。

　　至于国际上流传的一些对中国的批评，如中国人追逐能源和原材料、中国人不谈非洲人权、中国出口廉价商品和劳动力等等，当然有部分事实在内，但实质上却是极为虚伪的。中国政府到非洲当然首先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人有自己的原则，中国人不强加自己的观点给他人。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平等的。

　　中国自己不久前还是一个受援国，今天则开始援助非洲。如果中国不喜欢受援时被迫接受附加条件，中国怎么会强加附加条件给非洲国家呢？因此我的总结是，中国正在非洲推行一种有别于欧美的新的外交，相对新颖、聪明、有效的外交。其唯一的弱点，就是与欧美国家一样，过度注重与政府的关系，而忽略对非洲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工作。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只须与总统、总理打交道。但要赢得非洲的人心，则要做舆论界和知识分子的工作。

　　非洲应有自身发展道路

　　郑若麟：非洲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将会空前地达到5%。这是否意味着非洲将继亚洲之后，成为新世纪又一个崛起的大陆？

　　本·亚美德：可惜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一增长率仍然主要是来自于出口原料。不过这一点同样也应感谢中国。

　　郑若麟：因为中国大量地进口非洲的原材料？恰恰是这一点，中国却遭来欧美的批评。

　　本·亚美德：非洲原材料不是都出口中国，同样也出口其他国家。人人都有权利到非洲寻求原材料。非洲应该感谢中国的地方，是因为中国对各类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使得世界原材料价格上涨。非洲从中得益匪浅。非洲出产的一切都在涨价，连可可豆也涨个不停。结果便是非洲经济的增长率上升。但非洲仍然是一个原料出口基地。这一点不改变，非洲就不会成为下一个崛起的大陆。

　　郑若麟：你对非洲未来发展前景如何看？

　　本·亚美德：非洲是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陆——与中国相近。同时，非洲也是一个多样化的大陆，无论是从人种、宗教、语言、文化来看。非洲更像是印度，特别是在社会阶层的划分上。

　　非洲拥有两大战略优势：一是原材料极为丰富，包括石油、铀、木材、钻石……几乎应有尽有。二是非洲的人口增长因素。本来这并不是一个优势，中国人口过多还曾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沉重负担。但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降至1%至2%，人口数量开始减少，特别是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后，非洲的人口增长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

　　除此以外，非洲没有其他任何优势：高等教育、社会医疗保险、住房等涉及民生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多问题。此外，非洲至今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

　　非洲国家是否能从中国的发展道路得到灵感，解决非洲问题，我不知道。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非洲也应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点上，值得为邓小平树一尊雕像。

　　（本报巴黎7月26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