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的未来猜想

　　《环球》杂志驻内罗毕记者/汤水富 实习记者/陈向阳 丁德良

　　从联合国公布的数字来看，1971年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为24个，1981年为31个，1990年增加至43个，2007年则有50个。

　　面对着正不断扩大的国与国之间的贫富鸿沟，世界各国的精英们都在思考着出路。当然，富国政治家们不可能在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来帮助穷国，还经常“口惠而实不至”，对这一点，人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同时，富国也并不愿意看到穷国走向灾难的赤贫，从而导致地区冲突、难民问题等，最后影响到全球的利益。

　　至少，人们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共识：一个富者更富、穷者愈穷的时代是不可持续甚至是可怕的。那么，如何帮助穷国脱贫，尽量弥合贫富鸿沟，从而使国际社会告别今天的抱怨，免于明天的混乱，而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呢？

　　依靠外援，需要呼唤“太空船道德”

　　解决贫困问题，资金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筹资渠道都很贫乏，巨额的资金缺口主要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援助。

　　联合国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布基纳法索40%的财政源于外援；坦桑尼亚外援占该国社会政府部门支出的1/3以上；在赞比亚，如果没有外援，用于卫生保健的支出将由人均8美元滑落至3美元。

　　然而，当前的国际援助面临困境，“口惠而实不至”是最明显的问题。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官方发展援助将不低于本国国民总收入的0.7%。但是根据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2005年的统计显示，2004年只有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5个国家超过这一底限，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比例则很小，分别只有0.15%、0.16%、0.19%。

　　附加条件是另外一个问题。以美国对非援助的“千年挑战账户”为例，规定受援国必须统治公正、予民福祉，并鼓励经济自由。

　　实际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要达到这些标准并非易事。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所言，“如果这些指标都能达到，非洲国家还需要外援吗？”

　　而在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中，每提供1美元的援助资金，就要求有14美分花费在意大利，用于采购与援助挂钩的物资。

　　其实这笔钱对富国来说是九牛一毛，《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后10年我们每年只要花费70亿美元，就可以让26亿人用上干净的水，而这个数目还比不上欧洲人用在香水上的开销，也比不上美国人用在整容手术上的开销。如果这笔投资到位，每天可以挽救约4000人的生命。”

　　在全球化问题专家唐任伍教授看来，富国不仅有义务帮助穷国，如果一个富国想继续富下去的话，也有理由援助穷国。他说：“富国应该意识到，在这个不平衡的天平中，如果富国想永远富下去的话，需要穷国充当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只有在穷国有一定的购买力的前提下，它才能买你的产品。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对富国来说也是一种灾难。”

　　“另外，贫困就是动乱之源、恐怖主义之源。我们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旦他贫困，什么事情他干不出来。他没有失去什么，他失去的只有锁链。如果富国想永远富下去的话，它本身是不希望动乱的。要维持稳定和和平，就要改变不平等的经济秩序，缩小南北差距。”

　　因此唐任伍大力提倡“太空船道德”，呼吁摒弃“救生艇道德”。

　　“救生艇道德”指的是，当碰到紧急情况时，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生还和利益，把一些人推入海中，以挽救另外一些人的生命——一些人的生存是以损害其他人的生存为前提的。在唐任伍看来，现在富国奉行的正是“救生艇道德”，富国就是靠穷国廉价的原料、出售高价的商品，依靠牺牲穷国的利益来保持富国的地位。

　　而“太空船道德”则意味着，哪怕发生了不测事件，也不能撇下任何一个人，因为即便将一个人扔出窗外，其余的人照样会命赴黄泉，唯一的可能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既定的规则来共同排除危险。

　　联合自强也是一种选择

　　然而，即使被“太空船道德”罩着，贫穷的非洲国家在船舱中依然只能屈居“三等公民”。对于那些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不那么丰厚的国家来说，国内市场小，国际关注度又不够，既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又没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因此，它们在这个大国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现实世界里，靠单打独斗确实困难重重。

　　而同时，50个最不发达国家，占了全球所有国家数目的1/4还多；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49个成员中，非洲就占了27.5%，这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团，本应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按照WTO重大决策3/4成员通过的原则，非洲如果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就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面对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危机，非洲人已经采取了联合自强的行动。2002年7月非洲联盟成立，这是继欧盟之后世界第二个重要的国家间联盟，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体化为一身。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秘书长李保平教授对此这样评价：“这说明非洲人有急迫感，希望通过地区一体化来对抗边缘化，通过联合自强，在国际舞台上、在同西方国家的讨价还价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李保平特别提到了以解决贫困加剧、经济落后和被边缘化等问题为宗旨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非洲互查机制”。

　　2003年3月，“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首脑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非洲互查机制”的一系列文件，希望通过这一机制推动各国政府实行良政，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使非洲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加入这一机制的国家必须将其政府管理、经济政策以及人权等方面的情况公开，接受其他成员国按照既定标准进行的检查和评估。

　　如果经过互查，某个成员国没有达到预先规定的标准，互查机制的专门机构有权要求该国在没有达标的方面进行改革，并提出具体建议。如果该国仍无法达标，就不能像其他“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成员国一样从计划中受益。

　　据李保平介绍，“非洲互查机制”主要是为了争取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新伙伴计划有许多非常宏大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很多钱，内部筹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需要外部援助。而要得到外部援助，内部就要治理得好。事实上通过这个计划也吸引了不少外国官方的援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筹钱的重要手段。”

　　自发探索是最好

　　“一个小国，倘若能够从自身的角度寻求发展，不靠外援，有这样的自信发展起来是最好的。”这是接受《环球》杂志采访的专家们的一致声音。

　　毛里求斯的致富史就是小国家依靠独立自主脱贫的最好例子。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这样赞美毛里求斯：“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创造了伊甸园。”在非洲地图上，顺着马达加斯加的边缘朝东移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就是被誉为“印度洋上明珠”的海岛国家毛里求斯。

　　这个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根据2006年的统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居全非洲之冠。然而，毛里求斯没有经历发达的工业化，无非只有制衣业和蔗糖业；它更多地发展服务业和旅游业，现在为了建立成国际金融中心，又在大力促进银行业的发展，从而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然，各国的资源、人力等状况不同，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侧重点的不同。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在自发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保持住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

　　以安哥拉为例。这个国家曾经历了长达27年的内战，战争的进程长期处于美国等外来势力控制之下。2002年，安哥拉终于获得和平。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包括钻石在内的矿产资源，安哥拉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势头令人瞩目，其首都罗安达由“难民成群”变为“手机遍地”，豪华酒店纷纷投入建设。这个昔日的最不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社会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已经被不少经济界人士誉为“世界下一个投资热点”。2000年，在安哥拉的华人不到两百人，而现在超过了1万人。

　　另外，创新意识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也同样重要。当然这样的创新并非是科技上的超越，而应集中体现在突出国家资源的优势上。比如说肯尼亚的花卉行业和旅游业。加强创新优势，加大对自身优势的宣传，也是一些穷国脱贫的良策。

　　留住人才才有希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7年7月发表的《最不发达国家报告2007：知识、科技学习和发展创新》指出，知识和技术在全球生产和竞争中日益重要，最不发达国家必须通过学习知识和进行技术创新来摆脱贫困。最近，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初级产品价格高涨出现了突发性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能长期持续。这些国家必须努力将知识和技术进一步应用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以提高生产能力并实现经济多样化。

　　但同时，人才，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最重要载体，在非洲的境遇令人痛心。联合国报告指出，冈比亚、厄立特里亚、莫桑比克、索马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赤道几内亚等非洲最贫困国家的人才流失现象最为严重。近年来，这些国家有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到海外寻找工作。

　　此外，像南非这样相对发达的国家，人才流失也相当严重。在1989年至1998年的10年间，南非共有4万多名医生、护士、教授、工程师等人才离开本国，移民到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有关人士把非洲人才外流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是贫困与战乱；二是体制方面的限制；三是待遇欠佳；四是科研环境不理想。据统计，整个非洲大陆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还不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3%。

　　非洲人对这种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一些非洲媒体认为，人才流失给非洲国家至少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后果：

　　首先，非洲国家培养一名高科技人才一般需要花费15万美元，而这笔费用足以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500个农民生活一年。人才外流，导致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也不断流失；其次，为了弥补人才的不足，非洲国家又不得不以高薪聘请外国专家，每年用于支付外国专家工资的开销高达40亿美元，仅此一项就耗费非洲每年所获外来援助资金的1/3；第三，由于缺乏人才，许多非洲国家的科研项目难以正常进行，一些科研成果也无法推广和应用。

　　今天，人才流失严重，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人才大量流失的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很多非洲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凭自身的能力摆脱目前的贫困状态。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留住人才，才能保住希望。

　　脱贫的出路

　　独立探索、联合自强、依靠外援这三条道路，加上保住人才这一重要因素，对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秩序大环境下，穷国该如何自处，它们最终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有多大？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这样回答：“不知道。或者依附大国吧。现在是大国的时代，小国只能在大国的缝隙里生活。小国的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发展，就像印度洋的小国塞舌尔一样，依靠欧洲的援助过上好日子。”

　　唐任伍也不无担忧。他说，“我认为绝对性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相对差距可能会略有缩小——但我也不是特别看好，尤其是在未来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倘若穷国现在不利用资源作为武器，不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不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平，不提高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的话，差距会越来越大。”

　　李保平的回答也很谨慎：“对于非洲国家，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之间的矛盾若不能很好的解决，就不会有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心和悲观。有稳定，不一定有发展；但没稳定，肯定没有发展。对整个非洲而言，有些国家如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加蓬等，其实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有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要是能解决了民主和民族的问题，制定和实施合乎国情的发展战略，也可能会获得好的发展。但大部分非洲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会是国际社会的扶贫对象，距离繁荣和富裕还有一段很遥远、很艰苦的路要走。”

　　只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相对乐观一些——“非洲独立只有50年时间，不能对非洲有过高的要求。如果要求非洲国家在数十年内，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解决欧美在数百年才解决的问题，完成发达国家在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过程，这有欠公允。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非洲：给非洲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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