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穆沙拉夫

　　本刊记者 赵灵敏

　　世俗精英的反对、红色清真寺事件的余波、西方反恐不力的指责、两位前总理的步步紧逼、人民的积怨……随着10月6日总统选举日期的临近，穆沙拉夫正经历着1999年执政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鬓边的白发和疲惫的神情，似乎都在诉说着治国的不易。

　　而事实上，穆沙拉夫执政8年来就没有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爆炸和抗议固然是家常便饭，各方的指责和挞伐也从未间断：靠政变上台，这是穆沙拉夫的原罪，不肯脱下军装更让他成为别人眼中当之无愧的“独裁者”；搭上美国的反恐战车，他因此收获了“跟屁虫”和“软弱”的名声，很多原来的支持者纷纷弃他而去，恐怖组织也认为穆沙拉夫“已经突破了所有的底线”，“基地”头目本·拉丹则要向他正式宣战；而在对待国内宗教势力上的举棋不定，更是让他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境中。

　　当一国的局势不断恶化时，缺乏耐心的人民往往倾向于通过换人来摆脱危机，而不是思考和总结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每一个军方领导人在执政后期都会遭遇政党要求分权的压力，穆沙拉夫也正处在这样的关节点上。但对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来说，无论是选择“民主派”还是宗教势力，对国家的前途都于事无补。因为，那些困扰穆沙拉夫的问题，也会困扰未来的领导人，而他或她对此的解读，不见得会比穆沙拉夫高明。事实上，不管局势如何演变，巴基斯坦都在朝更加激进和动荡的深渊迈进，而这显然不全是穆沙拉夫的错。

　　戎马生涯

　　在总结名人的一生时，人们往往喜欢从他的童年生活里寻找日后飞黄腾达的蛛丝马迹，并得出“3岁定80”式的结论。放下刻意的附会之心，你会发现，童年时候的穆沙拉夫只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

　　穆沙拉夫1943年8月1日出生于印度新德里，兄弟3人，他排行老二，父亲为外交官，母亲曾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1947年，英国推行印巴分治方案，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沙拉夫一家西迁至现今的巴基斯坦卡拉奇。穆沙拉夫从6岁开始随父母到驻土耳其大使馆生活了7年，因此精通土耳其语。有人因此想当然地认为，穆沙拉夫受到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影响，并暗暗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愿。但如此不凡的情操，对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来说似乎太过高远了。

　　真能影响人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倒是一些意外事件。一次，为了替哥哥抢回风筝，他和一个恶棍打了一架，自此获得了“达达吉尔”的名号，意即“不好惹的人”。“由此我得到启发，恶棍其实也欺软怕硬，诀窍就在于多坚持自己的主张几秒钟。”穆沙拉夫后来回忆说。在学校，他因为调皮捣蛋多次受罚，虽然成绩还不错，但显然比不上他那两个一贯名列前茅的兄弟，只好被扔到军队里接受锻炼。

　　穆沙拉夫进入巴基斯坦陆军学院时年仅18岁，“是个敏捷、聪明的男孩，轻而易举便能在体育运动中获胜”。此后，他开始了长期的军旅生涯。他参加过两次印巴战争，多次立功受奖，开始平步青云。1990年，他到英国皇家防务研究学院进修并获硕士学位，学院院长安东尼·沃尔克上将对穆沙拉夫的结业评语是：“他是一位有才干、明事理，且风度超群的军官……他的国家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具有优秀品格的人才。”

　　从民族划分上看，穆沙拉夫属于穆哈吉尔，即1947年印巴分治时从印度迁移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在穆哈吉尔中，很多人参加了争取巴基斯坦独立的运动，又抛弃了他们在印度的家业和财产来到巴基斯坦。在独立初期，他们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任穆斯林联盟主席期间，穆盟工作委员会28名成员中，来自印度的穆哈吉尔有17人。巴基斯坦成立后的前10年，穆哈吉尔在政府中仍拥有优势。但由于穆哈吉尔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又没有群众基础和自己的选区，所以，后来的巴领导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推行歧视穆哈吉尔的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穆沙拉夫按常规是得不到重用的。但印巴之间不时爆发的战争和冲突，迫使军队不得不不拘一格地挑选人才，穆沙拉夫因此得以脱颖而出。

　　在巴基斯坦，历史往往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重复自己。1970年代，阿里·布托为控制军方，越级提拔了他眼中的“自己人”——当时的第三军军长齐亚·哈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最后，这个“自己人”发动政变并把布托送上了断头台。而穆沙拉夫和前总理谢里夫之间的关系也大抵如此：谢里夫在1998年10月提拔在中将中排名第三、本已升迁无望的第一军军长穆沙拉夫为陆军参谋长，但双方很快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最后同样酿成了政变。

　　民主或者独裁？

　　1999年10月12日，穆沙拉夫和夫人正在斯里兰卡访问，谢里夫宣布将穆沙拉夫撤职。此时的穆沙拉夫正在从斯里兰卡飞回卡拉奇的飞机上，而谢里夫则命令地面控制台不允许穆沙拉夫乘坐的PK850次航班在巴基斯坦任何机场降落，但此时飞机燃油只能维持70分钟航程。此后，飞机在卡拉奇上空不断地盘旋着，乘客全都惊慌失措，穆沙拉夫则利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向忠于他的部队下达了政变的命令。最后，在只剩下7分钟燃料的情况下，政变成功，飞机安全降落。

　　在公审中谢里夫不能亲自出庭辩护，他的律师也被人暗杀，最后谢里夫被法庭以恐怖主义、劫机和企图谋杀等罪名判处终身监禁，2000年12月10日，谢里夫获赦并流亡沙特阿拉伯。

　　但是，与以往的军人统治不同的是，穆沙拉夫没有实行军法管制。这显然是他从当年参与齐亚·哈克时期军法管制中获得的教训：首先，只要军队卷入军法管制，就会分散精力，无从顾及重要的军事责任，军事训练和快速反应能力会遭到削弱。其次，当把军法和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上时，文官政府就发挥不了作用。而军法管制撤消后，文官政府仍效率低下，这只会使其发展受到阻碍。所以，穆沙拉夫实行“军人掌权，文官治理”的策略，让军队以某种对等身份与文官机构并存，监督其工作，而不是凌驾其上。

　　但另一方面，穆沙拉夫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首先颁布“临时宪法1号令”，宣布终止宪法，解散议会和内阁，由他本人任首席执行官，要求巴总统、最高法院和各级高级法院法官执行首席执行官的命令；接着他又颁布“临时宪法令”，解除塔拉尔的总统职务，自任巴总统，成为巴历史上集总统、首席执行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陆军参谋长于一身的第一人。此后，他又在“总统全民公决”中以98%的高票连任总统，使其总统地位合法化。

　　穆沙拉夫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反贪局和国家重建局，积极推动经济振兴和反腐肃贪。在其治下，巴国经济迅速发展，GDP翻了两番。举一个数字也许可以说明问题，2003年巴全国手机使用者不超过300万，但目前已接近5000万；外国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3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35亿美元。人们在大谈印度的崛起，实际上巴基斯坦大街上的乞丐比印度少，中产阶级也可与印度的中产比富。

　　在扫除腐败方面，穆沙拉夫也取得了进展。他对军队高级将领及其下属和亲属的要求与管教十分严格，军政权从未发生因经济腐败问题而导致的执政危机，这与民选政府时期的腐败成风、经济不振、政局不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穆沙拉夫本人也非常清廉，他率先公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打开了对新闻媒体管制解禁之门，巴基斯坦的媒体、政党、独立团体大体都可以自由发表看法而不受官方压制。在他任内，还废除极端歧视妇女的《胡杜德法案》，这可是在女总理贝·布托任内都没能实现的目标。

　　尽管他一再强调“印度应该从‘伟大国家’的幻想中清醒过来，放弃削弱巴基斯坦影响的努力”，但穆沙拉夫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印巴和解。2001年7月，他应邀访印，成为16年来踏入印度国土的首位巴基斯坦领导人，并作为巴基斯坦国家元首第一次拜谒圣雄甘地的陵墓。2001年底，由于极端分子袭击印度议会大厦，印巴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但穆沙拉夫在出席南盟峰会期间，仍主动和瓦杰帕伊握手。在过去8年里，印巴关系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双方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首次恢复了公路贸易；在克什米尔实现了停火，还开行了穿越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公交车。

　　事实上，面对东南咄咄逼人的强邻印度、西北阴霾不散的伊斯兰圣战者、以防恐相逼的西方阵营，腹背受敌的巴基斯坦不但能左右逢迎，还能实现经济增长，平心而论，穆沙拉夫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但这一切还是没能消除穆沙拉夫的原罪：他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并在8年后的今天仍不愿脱下军装。这当然是对民主原则的践踏，但把这一切放在巴基斯坦独立60年的历史中看，就会发现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巴基斯坦独立后的60年里，有35年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之下的，而且，军政府的政绩似乎还好过民选政府。这一事实，投射在半生戎马的穆沙拉夫身上，就让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一样，对文官统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蔑，认为他们腐败无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实也确是如此：巴基斯坦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由军队主导的现代化半民主精英统治。巴基斯坦军队是精英集中的机构，会说英语，能够同西方思潮密切沟通，组织性强，行政效率高，又不像民选政府那样贪污腐化。

　　这种现实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长期军人统治，该国缺乏一个经验丰富的文官领导集团。而缺乏管治经验造成的行政疏失和腐败无能，又一再被军队拿来作为罢黜民选政府的借口。最后，全体国民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文官执政必遭失败。这也是穆沙拉夫迟迟不肯脱下军装的原因。

　　许多人会注意到巴基斯坦60年被军事统治了35年，但却较少观察到剩下的25年被来自地主阶级的、腐败和自私的“民主派”糟蹋，他们把民主当成提款机。贝·布托的丈夫是著名的10%先生，任何人想从他那里获得合同，就必须给他至少10%的回扣。谢里夫任内，国家经济一团糟，外债达到300多亿美元，谢里夫的家族却富甲一方。

　　这不是说民主本身不好，而是巴基斯坦政治难以摆脱封建残余的影响。在该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无论是谢里夫还是贝·布托，他们的根都可以挖到巴国内大地主家族。地主们有力量要求土地耕种者投票选举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农民对地主的忠诚是带有强迫性的。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家上台靠的是少数精英之间的秘密协商和军队与文官之间的分权，而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穆沙拉夫政权的实际表现，应该说，巴基斯坦人没有更好的选择。正如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所说：“穆沙拉夫是巴基斯坦领导层在合适的时间推出的一个合适人物。”

　　反恐迷局

　　9·11事件发生4小时后，穆沙拉夫凭着他的个人感觉，发表讲话，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对美国表示同情。随后几天，穆沙拉夫又作出两个重大决定：全力配合美国反恐，断绝与塔利班的任何关系。

　　在2006年9月出版的自传《在火线上》中，穆沙拉夫透露了当时的决策过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11事件后对穆沙拉夫说：“你不是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美方还发出威胁称，如果巴方不在清剿塔利班的行动中给予合作，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穆沙拉夫在书中说：“我曾以美国作为对手，作兵棋推演。推演的目的是要求证，如果我们不加入他们的反恐战争，我们可以对抗他们和抵抗他们的攻击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们的军事武力将被摧毁。”

　　显然，当时巴基斯坦如果敢公然对抗美国举国之悲愤，无异于政治自杀。这是穆沙拉夫高明于阿拉法特的地方——阿拉法特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站在了萨达姆一边，因而丧失了美国的信任。巴基斯坦成为反恐前线国家后，美国解除了因穆沙拉夫政变而施加的经济和军事制裁，给予巴基斯坦至少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并在2005年将巴基斯坦提升为“重要非北约盟国”。穆沙拉夫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身边的美国保镖人数仅次于布什。

　　“9·11”以来，“基地”第三号人物祖巴耶达赫、“9·11”策划人哈立德·穆罕默德等都先后在巴基斯坦落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穆沙拉夫的不满也在加剧：本·拉丹和奥马尔影踪全无，据传都隐匿在巴国西北部；埃及沙姆沙伊赫爆炸案发生后，埃及警方逮捕的6名嫌疑犯竟都是巴基斯坦人；伦敦爆炸案后抓获的4名爆炸案嫌犯中，3人有巴基斯坦血统。阿富汗也一直强烈谴责巴政府扶植塔利班武装。巴基斯坦某种程度上成了恐怖活动的新策源地。在此情况下，华盛顿不少人士恨不得能亲上火线，美国媒体于是纷纷对美军出兵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提出揣测。

　　穆沙拉夫看准了布什政府和他的共生关系，只要把自己和华盛顿的矛盾调整到不破裂的程度，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美国副总统切尼曾到伊斯兰堡兴师问罪，飞机刚降落，就听到穆沙拉夫宣布捕获了头上有100万美金悬赏的塔利班前国防部长欧拜杜拉，证明穆沙拉夫对掌握时空优势的娴熟。但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丧失了美国的支持，那就可能成为压垮穆沙拉夫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穆沙拉夫本人大概并不希望反恐战争马上结束，因为那意味着巴基斯坦战略地位的下降。但在反恐问题上，穆沙拉夫要交代的还远不只是这些。1980年代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在美国支持下，巴全力支持邻国阿富汗的抗苏斗争，巴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成为数百万阿富汗难民的滞留地，边境城市白沙瓦成为阿“圣战者”的后方基地。苏联撤军后，巴又支持塔利班，因为塔利班的存在让印度十分头痛。在这个过程中，巴军方、情报部门和阿富汗塔利班及其盟友基地组织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穆沙拉夫虽然和它们一刀两断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藕断丝连。巴美军队实力虽强，并且有先进的卫星和高科技装备，但要找到本·拉丹，没有巴军情部门的齐心协力以及部落民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功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巴政府力有不逮。

　　1893年，英国殖民当局的莫蒂默·杜兰爵士划定了一条规定阿富汗和印度边界的杜兰线，在其两侧划分了26个部落地区，以此作为当时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区，印巴分治后这条线就成了巴阿边界线，这些部落中的7个地区就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一侧，也就是传说中本·拉丹和奥马尔的藏身之处。巴基斯坦建国后延续了部落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传统，这个国家的600多条法律中，只有44条在部落区适用，巴基斯坦法院和警察在部落地区也没有执法和判决权。假如一个罪犯逃到了部落区，政府除了要求部落区把人交出来外，别无他法。

　　“9·11”后，这种状况有了一些改变。部落地区的行政事务统一合并到省长办公室下属的一个专门秘书处来管理，但部落地区的大事仍主要由部落长老协商负责。如今，巴政府虽然在部落地区有驻军，但部落地区的普什图族与阿富汗的普什图族同根同源，双方多有血缘或亲戚关系，塔利班人员的外表和当地居民并无二致，双方时有往来，这显然增加了巴反恐的难度。

　　最后一个世俗领导人？

　　2007年7月的红色清真寺事件，一方面宣告了穆沙拉夫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面决裂，另一方面也宣示了巴宗教势力的强大。据巴内政部统计，巴基斯坦目前有宗教学校约6000余所，学生近50 万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现代社会的理念，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成为宗教武装组织的中坚力量。

　　一直以来，穆沙拉夫被指责对宗教势力太过心慈手软，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后才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但事实上，穆沙拉夫是伊斯兰世界少数直面问题而不是诿过于美国和西方的领导人。他看到了伊斯兰教被看作是极端主义、军事化和无知的宗教的危险，他呼吁穆斯林要开放、温和，进行自我批评，并认为“只有集中精力从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圣战”。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如何和宗教势力相处，是困扰巴基斯坦政治60年的难题。与其说是穆沙拉夫纵容了极端势力，不如说他是其前任短视政策的牺牲品。

　　1930年代，穆斯林联盟提出争取印度穆斯林政治自决权的要求，其领导人真纳接受了穆斯林思想家伊克巴尔关于印度穆斯林是单一民族的思想，主张建立穆斯林国家。但真纳从未许诺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他表示“巴基斯坦将不成为僧侣们以神的使命来统治的神权政治的国家”。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前20年，宗教较少干预政府的政策。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机构掌握在受过西方教育的政治家手中，而他们对宗教议程不感兴趣。

　　但到后来，巴基斯坦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是通过非法律手段上台执政的，他们上台执政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使其合法化，都依靠伊斯兰教。特别是从老布托执政后期开始，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红十字改为红色弯月，这一举动象征着巴基斯坦人道主义组织伊斯兰化；在全巴的高级旅舍的每一客房中，都放了一本《古兰经》；正式建立宗教事务部；资助召开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国际会议等等。其后的齐亚·哈克更在巴基斯坦发动了全面伊斯兰化运动，在1984年12月19日的总统选举中，哈克甚至把选举和是否支持巴基斯坦伊斯兰化捆绑进行。这无疑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给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带来了旷日持久的破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游历了巴基斯坦之后，对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了这样的解读：他们毕竟不是阿拉伯人，而只是改教者，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伊斯兰纯洁度，他们更容易狂热。伊斯兰确实提供了一种信徒皆兄弟的理想，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以同一声音背诵同样的祷词，对下层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没人知道如何用古老的教条解决当代的政治、经济问题。看到教条似乎效用不彰时，民众又转向更古老也更简单的教条。如此恶性循环，就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原教旨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巴基斯坦正处在朝温和路线方向或是极端主义方向前进的十字路口。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朝极端主义方向转变的，现在使人质疑的倒是穆沙拉夫有没有能力制止极端主义势力蔓延。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人并不喜欢穆沙拉夫。但他们同样知道，穆沙拉夫几乎是巴基斯坦最后一个有着传统英国风范的军方领导人。如果搞掉他，那么下一个上台的可能将是留着大胡子的宗教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