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撤回士兵多患战争后遗症

　　9月13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九点，CNN的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总统布什的身影。他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的减员计划。按照布什的承诺，他准备在圣诞节前从伊拉克撤回5700人；到明年7月前，撤军总人数将逼近3万。当前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人数有近16.9万人，准备撤回的3万人不到这个数字的18%。布什说：“我们越成功，就可以有越多的美国士兵回家。”

　　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人数忽上忽下：2003年11月，驻伊美军13万人；2005年1月伊拉克国会选举，美军添兵到16万人，随后回落到13.8万；2005年10月(伊拉克全民公决)和12月(伊拉克议会选举)，美军再度增加到16万，随后减少到12.7万；去年7月底和今年1月初，美军两次宣布增兵，使得有近16.9万人驻扎在伊拉克。伊拉克安全局势的紧张与缓和，恰与美军增增减减的数字变化相合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批接一批美国军人来了又去，有些人阵亡，有些人伤残；有些人看似毫发无损，实则心灵饱受战火摧残。据美国一些民间机构的估计，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士兵里，1／3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性神经症(PTSD)。

　　他常被噩梦惊醒

　　从后背看过去，马特是个魁梧而令人生畏的战士。他肩背宽阔，发达的肌肉蓄满了力量，令人胆寒的文身图案铺满了后背：一把利剑沿着脊椎直达腰部，宽厚的剑身上有这样一行字：“我来了，把你打入地狱。”剑柄两侧各有一个阴森的骷髅头。这些阴郁的图案，是马特从伊拉克回来之后专门在一家小文身铺纹在后背上的。他说：“针刺引起的疼痛，让我觉得舒服。”

　　马特从伊拉克归来，变得行为怪异。他离群索居，寡言少语，偶尔外出一次，一定要紧贴着墙根走，沿途小心翼翼地观察房顶上传来的细微动静，而且从不走到开阔地去。走进咖啡店，他选择背靠墙壁的角落，认准出口的位置，眼睛滴溜溜盯着每一个进出的顾客。马特会突然从椅子上蹦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喊：“我要杀了这里的每一个人，一个都不剩！”随后，他瘫软在桌边，满脸都是泪水：“我完了，还不如在伊拉克被人一枪崩了。”

　　马特入伍以前可不是这样。他和家人静静地生活在缅因州，在国民警卫队服预备役。每个周末有两个休息日，他要换上制服去参加训练：“能做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这种感觉真的挺好！”他绝对没有想到，这辈子到了不惑之年还要被送到伊拉克，紧张地坐在机枪射手的位置上，在伏击者、自杀式袭击者、自制炸弹、路边地雷的重重包围中，真枪实弹地“为国家服务”。

　　离开硝烟弥漫的伊拉克退伍回国，马特再也找不回昔日的平静生活。一条生龙活虎的汉子，被战争折磨得不成样子。他大把大把吃药，简直把镇静剂当饭吃。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马特失去了家庭、朋友，甚至失去了正常的睡眠：“我吃下去的安眠药连大象都能给放倒。可昏昏沉沉躺到半夜，被一场噩梦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在梦里，他不止一次回到伊拉克的提克里特，护送的车队遇到袭击，爆炸声声，火光四起。他被抛到车外，随便抄起一挺机枪，“一刻不停地开火、射击。扣扳机扣得手指生疼”。枪口所指，平民、儿童应声倒下，血流满地……

　　在陆军医院，退伍士兵马特被确诊为创伤性神经症。在派往伊拉克的美军士兵里，大约1／3的人和他同病相怜。

　　夺命的“心”病

　　创伤性神经症是一种精神创伤。它不流血、不发炎，却让人意志消沉，心情抑郁，甚至陷入对生活和未来的绝望中。

　　造成创伤性神经症的元凶主要是外界对人体的强烈刺激——暴力袭击、人身侵犯、街头抢劫、战争、车祸，产妇分娩时因大量失血而产生濒死感觉也会引起创伤性神经症。经历一段潜伏期后，创伤性神经症渐渐让患者陷入极度恐惧、消沉乏力的状态不能自拔，夜里常被类似的噩梦惊醒，反复出现的梦境让他们恐惧，难以再次入睡。渐渐地，这些人变得自我封闭，对外界变化非常敏感、易怒直至出现暴力倾向，最严重的会自杀。折磨马特的顽疾正是这种可以夺命的心病。

　　史蒂文·鲁宾逊是民间组织“美国士兵”的负责人、一名退伍军人，他把马特的不幸看得非常明白：“防弹背心可以最大限度保护我们的战士，再加上现代急救手段，许多生命从死亡的边缘被挽救回来。但是，心灵上的创伤，又靠什么抹平？”每年，大约有14万到19万美军官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勤(在官方统计数字里，不包括私营的所谓“安全公司”派驻两地的军事人员，据估计他们有10万人之多)，从2003年到现在，超过60万人从前线轮换回国，1／3的人曾经光临过军队医院的精神病科诊室。

　　然而，美国政府对这部分人群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能让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感到满意。迈克尔·佩尔基原本是身高1.98米、体重100公斤的壮汉，他被派到伊拉克之后，体重一下子减了20公斤。他排四个钟头长队，仅仅可以和妻子通五分钟电话。“他竭力想让我们放心，可是我听得出来，迈克尔苦恼透了。他闹肚子，睡不着觉”。妻子斯蒂芬妮回忆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发现电话里他的声音变了，过去开朗的言谈换成干巴巴的腔调，话越说越简单，越说越少。我觉得活力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消失。”

　　迈克尔从伊拉克回到家里，斯蒂芬妮差一点认不出他：“他的头发全掉光了，人又黑又瘦。看到我和孩子，他掉了眼泪。”迈克尔完全换了个人，他把自己锁在家里，拼命往肚子里塞东西吃，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斯蒂芬妮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太累了。”为了让迈克尔重焕活力，斯蒂芬妮带他去游乐场，带他去亲近大自然，迈克尔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最后，斯蒂芬妮把丈夫送到了医院。

　　没想到，军队医院根本没有把迈克尔的病放在心上。“知道他们怎么打发我们的吗？护士让我们预约，一个半月以后才能轮到我们。”

　　迈克尔·佩尔基的生命，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一天下午，斯蒂芬妮在单位接到迈克尔的电话。“他用低沉而忧伤的口气说他爱我，然后就挂了电话。大约三点半钟，我又接到父亲的电话，迈克尔已经……”迈克尔·佩尔基用一柄9毫米口径手枪，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

　　直到今天，提起猝然离世的丈夫，斯蒂芬妮仍然满腔怒火。她看到许许多多和迈克尔一样的美国军人一次又一次被轮换到伊拉克执勤，“他们为国效力，身心疲惫”。可回来后“到处都会遇到官僚主义作风”，对他们的遭遇漫不经心，这让很多从前线归来的军人感到自己就像一件被用过的旧工具，已经被国家抛弃。即使迈克尔等到了预约的日子，又会碰到什么样的场景？按照程序，他必须自己搜集齐全服役期间的伤病证明，找到所有病历，然后清清楚楚地向大夫说明，自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哪年哪天甚至什么钟点)负伤，当时谁在现场？所有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患者最不愿意回忆的东西。斯蒂芬妮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说让我们耐心等待时的那副模样。迈克尔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当时每晚睡觉之前，都把一把手枪压在枕头底下。”

　　心灵逃亡

　　这一天晚上九点半钟。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费耶特城北的路上，一辆雪白色的小汽车穿过茫茫夜色，美军现役军人达雷尔·安德森和他的两个战友彼得与马克坐在里面。在达雷尔的背包里，只有几件衬衫、几条牛仔裤、一台游戏机、几张游戏光碟和音乐CD。出发前，他把全部证件带在身上。

　　75号公路的左边通向机场。按照计划，两天后达雷尔要从那里启程前往德国，然后被送到伊拉克换防。岔路口的右边通往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达雷尔没有丝毫犹豫地将车拐进右边。他将穿过辛辛那提，逃往加拿大。

　　第二天上午10点，达雷尔在美国土地上吃完最后一顿早餐，把车泊在美加两国边界海关。长着大胡子的边防接过达雷尔的驾照。他确信，这是三个想到多伦多度假的年轻人，因为这样的人他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一声“玩个痛快”之后，达雷尔把车驶过边境，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从现在起，他不再是美军现役军人，而是一名开小差的逃兵。如果被抓回美国，最轻也要蹲10年大狱。在他右边，尼亚加拉大瀑布一如继往地咆哮，就像伊拉克大地上回荡的枪炮与爆炸声。

　　9.11事件爆发以后，达雷尔决定报名入伍，他说：“祖国受到了威胁，呼唤我拿起武器。我渴望为她战斗。”2005年1月，达雷尔第一次踏上伊拉克的土地，到了4月，他所在部队遭遇到第一次袭击，打头阵的装甲车被非法武装的炮火击中，战友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可是，达雷尔惊讶地发现：老百姓兴高采烈地围过来，他们居然大声为袭击者喝彩。一边是战友痛苦的呼号，一边是他们无情的讥笑，这场面让达雷尔忍无可忍。“我爬到车顶，瞪着眼只想杀人。我扣住扳机，枪上了保险，这时，围观的老百姓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突然，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我不禁问自己：我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真要开枪打死这些手无寸铁的人？”

　　那年的7月，一枚土制手榴弹炸伤了他，达雷尔流了许多血，被送到德国疗伤。痊愈后，他获得了一个月假期，回到肯塔基老家。在家的日子里，达雷尔天天晚上重复着同样的噩梦。他说：“我看到自己死了。噩耗袭来，爸爸、妈妈及女儿全都痛不欲生。”偶然的机会，达雷尔认识了朱莉娅、一位基督教贵格会信徒、反战的和平人士。达雷尔听朱莉娅说，已经有十多个像他一样的现役军人仿效越战前辈，撕掉所有证件跑到加拿大，在贵格会的帮助下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达雷尔心动了。

　　“我的父母都是真正的爱国者”。达雷尔说，“小时候，他们就教育我，要翻开历史书去了解过去，这样才能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达雷尔深深感到，自己在伊拉克的行为实在是个错误：“乐于助人是美国的传统。我不能亲眼看到‘恶’在我眼前横行，并被逐一记录到历史书里。”

　　伊拉克让一些人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也把一些人“磨练”成麻木的战士。达雷尔亲眼看到，有些十八九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当规定的执勤期过后，他们会自动申请再延长四个月，他们的眼泪早就流干了。他们成了真正的战争机器。达雷尔不想和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类为伍，当然，他更不想躺在棺材里被抬回祖国。

　　到加拿大不失为好的选择。上世纪60年代，作为反对越南战争的重要手段，成千上万美国青年要么公开焚烧征兵卡，要么逃往加拿大，要么利用法律漏洞(甚至自残)躲避兵役。北边那个不设防的好邻居加拿大向美国敞开了边境，当时它的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公开宣称自己的国家应该成为“收容反战人士的港湾”。于是，大约5.5万美国公民为躲避兵役北上离境，政府面临兵源紧张的窘境。这也成为推动政府决心尽早从越战泥潭脱身的重要力量。

　　当然，达雷尔现在远远不敢奢望自己的行为也能掀起类似的效应。根据2005年底一家民间组织所做的估计，只有5500多名现役军人像达雷尔一样逃到加拿大寻求安宁。国内的反战情绪也远远不能和越战时相比。驻伊美军的数量时而增加一点，时而减少一点，围绕着13万这个基数上下翻滚，布什总统虽然不肯承诺什么时候全部撤回他的部队，但驻伊美军“肯定不会永远留在那里”。

　　在华盛顿，民间组织“美国士兵”的负责人史蒂文·鲁宾逊每天中午总是习惯性地侧耳倾听，心情沉重：“每天这个时候，总会有一班客机飞往伊拉克。我常常想，我们的孩子此刻也许就坐在里面。”这些美国青年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或许阵亡，或许伤残，或许像马特、迈克尔一样带着一颗破碎的心重返祖国，或许像达雷尔·安德森一样远走异乡。(俞天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