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投下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

　　他在去世前要求，死后不要大办葬礼，不立墓碑，因为这会给那些反对者提供抗议的机会和场所；但是，对投下的人类第一颗原子弹，他一生中从未后悔过

　　长平

　　11月1日，保罗·蒂贝茨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全世界都报道了这个消息。1945年之前，他是美国普通一兵，但因为参加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投放，而且是那个训练和投放小组的组长，他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人物。

　　1945年8月6日早晨，蒂贝茨一行14人乘代号为“埃诺拉·盖伊”的B-29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一枚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天空霎时升起了恐怖的蘑菇云，广岛在顷刻间成为废墟，数万人当场丧生。3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上空投下，又有数万人当场丧生。后来，两地又有几十万人因此死亡。

　　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原子弹终止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蒂贝茨等人多次辩解道，它以数十万日本平民的生命代价，换来了更多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存，因为如果不投原子弹，美国军队势必攻入日本本土，恶战不可避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德斯甚至认为，原子弹改变了人们对和平与战争的看法。他说，投掷原子弹从根本上结束了世界规模的大战。

　　也许罗德斯过于乐观，不过那两颗原子弹的爆炸，不仅吓降了日本人，的确也吓坏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人类。1965年8月，美国向日内瓦18国裁军委员会提出一项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草案。同年9月，苏联也向联大提出一项条约草案。1968年，联合国批准了《防止核扩散条约》。此后不断进行审议和修改，并改为无限期延长有效期。中国于1991年12月加入了该公约。

　　保罗·蒂贝茨生前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他的回答让一些和平主义者感到失望，因为他总是说自己毫无悔意。2005年，

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时，他已经90高龄，仍然清楚地向记者回忆了自己和杜鲁门总统的对话。“那是1948年的事，在白宫办公室，杜鲁门总统看了我10分钟，什么也没说。最后，他终于开口说：‘你怎么想？’我说：‘总统先生，我想我执行了命令。’他一拳砸在桌子上说：‘你干得非常对，是我派你去的。如果有人为难你，告诉我。’”

　　关于他的身体的状况，有报道说，他年老后患有轻度中风和心脏病，曾入院治疗，只是在近两个月才恶化。

　　如此看来，这位老兵晚年过得不错，并不像若干年前有报道宣称的那样，他精神沮丧，成了酒鬼，还企图自杀。他反驳说，那都是一派胡言，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香。同样的话，好像杜鲁门总统也说过。

　　我想起自己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是在云南某个旅游景点，我和同伴租了一辆

出租车。聊天中得知，司机曾经是一个军官，参加过一次著名的战役。有一次，他抓获了20多个俘虏，用机关枪全部打死，因为这些人在成为俘虏之前射杀了他的若干兄弟。为此他上了军事法庭，受到了审判和处罚，以致沦落到开出租车谋生。我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忍不住问：你怎么忍心对手无寸铁者开枪？难道你没有想到他们和你一样，家中也有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在等着吗？这位司机听了，勃然大怒，涨红着脸吼道：“你们懂得什么战争？!”然后就停车要赶我下去，宁可不做这趟生意。

　　这件事促使我不再以和平时期的轻狂想象去谈论战争，我只能说，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也许真的不了解战争。在战争中，人性善恶有它自己的逻辑。一个本来已违背了军纪的军官尚且拒绝忏悔，何况一个严格执行了战斗任务的士兵，一个战争时期的国家英雄。我愿意相信战争时期大多士兵都被成功地洗脑了，但是我再也不敢轻易谈论战争中个人的善恶。

　　和平主义者认为，一切战争皆是罪恶，正义和道德不在交战的任何一方，只有谈判和约定才是解决争端的正途。而且认为，战争机器是魔鬼化身，它可以把所有的人性都扭曲变形。不过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早说过，战争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原子弹爆炸是这种自然状态的极端形式，但是其结果却有力地支持了和平主义运动。

　　你可以说，和平主义者过分理想化，很容易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它总比和平时期的人们对于战争的另外一种误读要好，那就是目前很多影视作品所解读的战争，审美主义加愚民教育式的，战场上尽显人的质朴单纯和男子汉气概，好像和平反倒扭曲了人性似的。这些人比92岁的蒂贝茨糊涂多了，因为他至少还知道对于投放原子弹的意见，世界并没有达成一致。他在去世前要求，死后不要大办葬礼，不立墓碑，因为这会给那些反对者提供抗议的机会和场所。

　　如果所有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临死前都能有这种态度，这个世界就会令人感到更多的慰藉。这种态度也许说不上谦卑，但至少不是愚蠢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