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样管理乞丐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9日16:39 《小康》杂志

  美国的乞丐有多少?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美国政府为他们做了什么?

  ★文/陆乐

  今年八月,位于华盛顿的一家致力于帮助流浪者的非政府组织“全国流浪者联盟”给出了一份全面调查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美国大约有三百五十万流浪者,占美国总人口的1%和贫困人口的10%, 其中,单身男性占41%, 单身女性占14%, 有孩子的家庭占40%。报告还从人口学的角度做了各种综合比较。比如,所有流浪者中,年龄不到18岁的未成年人占了39%,黑人占了49%,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占62%,完全没有健康保险的占58%。

  美国乞丐众生相

  没有固定收入的流浪者们,许多人选择了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在美国这个汽车主宰的国度里,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不需要汽车、有公共交通的城市中心,成为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亚特兰大这些大城市的固定一景。

  笔者曾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过,见过几种不同类型的乞丐。一种是“随遇而安型”的。在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前方的小花园里,每天都有许多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匆匆而过,和他们共存的,是花园里长凳上的乞丐们,他们身边有一个超市的推车,放着他们所有的家当:一条灰色的破旧毯子和写着“帮助我”的小纸板。这些乞丐神情坦然,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喂着鸽子。他们从不会主动向人乞讨,有人向他们的纸杯里扔点硬币,他们也只是不卑不亢地说声谢谢。还有一种常见的乞讨方式就是举着纸牌,站在红绿灯的路口,等待车里的人给一些零钱,甚至食物、香烟。

  有一些比较“主动出击”的乞丐,会在街头跟行人搭讪:“有没有零钱?我想打个电话。”如果行人无动于衷,他们一般也就悻悻然地不再纠缠。在美国,很少见到死缠烂打或者强行向人展示自己的残疾来博取同情的乞丐。

  还有很小一部分流浪者,是主动选择流浪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意受到主流社会的束缚,也不愿意寄生于收容所的屋檐下,宁愿在地铁口旁若无人地自弹自唱,只要帽子里有今天买面包的钱就可以了。

  华盛顿的许多政客和游客还见过一个特殊的“政治乞丐”。她常年驻扎在白宫大门正对面,自己搭了一个小帐篷,上面画满了反对布什的标语和漫画,前面摆了一个供人放钱的杯子。那些就在数米开外的白宫

保镖们早就对这个乞丐熟视无睹。

  美国政府帮助流浪者的“十年计划”

  针对美国的流浪者和乞丐问题,美国政府提出了在三百个城市实行旨在帮助流浪者的“十年计划”。在布什总统提出的2008年的联邦预算中,专门预留了44亿美元用于帮助流浪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笔钱的重点将放在为流浪者提供可负担的长期住所上,而不是临时性的收容所。在这个计划的资助下,2007年,美国已经为流浪者建造了四万多个住房,大部分是一个卧室的公寓房,里面有基本的电器,包括洗衣机、烤箱、洗碗机等等。

  美国官方的跨机构流浪者委员会执行干事菲利浦•曼加诺表示,在美国的流浪者中,其中只有10%至20%属于长期流浪者,其他大部分人都是短期流浪者。他们因为听说大城市机会多,涌向城市,却没有想到那里的

房价同样很高,即使他们不停工作,也无法负担住房开支。政府所要做的首要事情,是为短期流浪者提供可负担的固定住处,让他们可以在大城市里生存下去。

  美国的一些城市,比如芝加哥、奥兰多、圣塔克鲁兹,还出台了一些限制乞讨的规定,比如在商店和自动取款机附近多少米内不许乞讨,甚至要先获得当地政府的“乞讨证”才能上岗。对此,华盛顿的一家独立调查机构“公共议程”对美国民众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没想到和政府的想法相反,71%的美国人认为,只要流浪者不妨碍到商店或公园里的他人,警察没必要来驱赶他们。

  来自民间的努力

  除了美国政府,美国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为帮助流浪者而奔走。他们中,包括“全国流浪者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有专门针对流浪儿童的慈善组织,还有一些为流浪者提供无偿服务的律师。

  今年八月,旧金山有一个中国妇女在失业后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她不会英文,除了过去的家和打工的餐馆,她最熟悉的就是中国城里的公共花园,于是,她白天在花园里乞讨,晚上就露宿在公园里。但是,地方警察还是发现了她,将她驱逐出来,并要罚款数千美元,准备把她送入监狱。旧金山的几个公共律师,决定免费为她打官司,他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为她免除了牢狱之灾,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政府资助的汽车旅馆居住。其中一位律师说,政府与其花许多纳税人的钱去把流浪者们送入监狱,还不如把这些宝贵的公共资源投入到更有效的帮助项目中,比如为流浪者提供永久性的住房和就业服务。

  美国还有许多热心人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流浪者。黛安•尼兰是最近美国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一个名字,她曾经是一名流浪者收容所的主任,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驱车三万多公里,穿越整个美国,拍摄了七十五个流浪儿童的故事。她把这部记录片《我的四面墙》带到国会山放给议员们看,目的是游说他们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联邦法案中,将流浪儿童安置到主流公立学校,而不是封闭在为他们设置的特殊学校里。“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但是看到流浪儿童说起他们的未来的憧憬神情,我就感到充满了动力。”她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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