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女孩在地下室被囚禁8年后脱逃

　　本报特约记者陶蹊

　　2006年8月，被绑架者囚禁于地下室中达8年之久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逃脱，其离奇遭遇震动了整个世界。在受到媒体及公众强烈关注的同时，娜塔莎也一直在努力应对新鲜的外部世界，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能力。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12月6日报道，尚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娜塔莎近日高调宣布，将主持一档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让那些“有故事的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1.“我要改变被动的角色”

　　为娜塔莎打造电视访谈节目的是奥地利的“Puls4”电视台。该档节目名为《与娜塔莎?卡姆普什聊天》，计划每月播出一次，每次节目时长30分钟。参加节目的嘉宾既可以是公众人物，也可以是“有故事”的普通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是媒体关注的对象。现在，我要改变这种被动的角色，主动去创造媒体的内容。”娜塔莎在谈及“触电”的动机时如此表示。通过主持这档节目，娜塔莎自然也能获得不菲的报酬——“Puls4”可能将向她支付 140万欧元。

　　对于这档节目的前景，制作方和娜塔莎都显得信心十足。娜塔莎颇为老练地表示，她不会只向嘉宾提一些“肤浅”的问题，而是将与嘉宾进行“坦诚的交谈”，展示他们“从来不为人知的那部分内心世界”。

　　似乎是在刻意强调自己的成熟，这名19岁的高中生称，自己与同龄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反而擅长和比自己年长的人进行交流。“我觉得自己既不年轻也不老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经历了绑架事件后，我感觉自己的时间仿佛暂时停止了，处于一种永恒的状态中。”娜塔莎说。

　　2.在地下室中被拘禁8年

　　1998年3月2日，家住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年仅10岁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突然失踪。维也纳警方随即展开了奥地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装备有多种先进搜索装置的警方直升机和数千名志愿者，对娜塔莎失踪的地区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却一无所获。娜塔莎的神秘失踪从此成了一桩悬案，警方和家人都怀疑她已经遇害。

　　2006年8月23日，维也纳警方在郊区设立检查站，对过往车辆进行常规检查。此时，一辆排队等候检查的黑色宝马轿车的车门突然打开，一名女孩跳出来撒腿就跑。其他汽车司机看到这个脸色苍白、满脸惊恐的少女后，立即打电话报警。警方随后在附近一座房子的花园中找到了这名少女。经过调查，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名少女就是8年前失踪的娜塔莎！

　　娜塔莎对警方说，8年来，她一直被那辆宝马轿车的司机关在一座房子的地下室中，偶尔会被带出来“放放风”。宝马轿车的司机是名叫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的44岁男子。娜塔莎逃脱的当天，自知罪孽深重的他冲向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自杀身亡。

　　3.“木偶”开始新生活

　　长期的拘禁生活使娜塔莎的身体发育受到了严重影响，她的皮肤像白色的粉笔那样白，走起路来显得比较笨拙，像一具左右摇摆的“木偶”。她的眼睛无法忍受强烈的光线，即便是在不太强烈的阳光下，她也不得不时常闭上眼睛进行“调节” 。虽然已经是19岁的成年人了，她的体重却像12岁的小女孩那样轻。后来对她进行的详细体检还发现，她患有心脏疾病，牙齿也存在病变。

　　然而，与糟糕的身体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娜塔莎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并且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成熟。当警察将她带离那座小花园的时候，娜塔莎主动要求在自己头上盖上一条毯子，以免被他人拍到照片用来牟利。这个做法很快便被证明是极为明智的——尽管采取了措施，还是有人在当天用手机拍到了娜塔莎的照片，这张照片被媒体以1.4万欧元的价格买下。

　　警方将娜塔莎送至维也纳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在那里，很快聚集了数名愿意向她提供“无偿帮助”的专业人士，其中包括社工莫尼卡?庞特里茨、精神病医生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伯格以及媒体顾问兼律师迪特马尔?埃克。出人意料的是，娜塔莎坦然接受了这些陌生人的帮助，委托埃克等人打理一切相关事务，尤其是应对诸多媒体的采访要求。后来，两位专门从事媒体及侵权赔偿案件的律师加入了娜塔莎的“顾问小组”。娜塔莎逐字逐句地审视了与两人签订的合同，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被拘禁的8年中，娜塔莎既可以读书也可以看影碟、听广播，因此，她的知识并非一直停滞在8年前的水平。恢复自由后，外部世界对娜塔莎来说是新鲜的，却并不完全陌生。娜塔莎表示，她在被拘禁期间从未间断过思索这样的问题：恢复自由后该如何开始新生活，如何应对媒体。

　　4.“顾问小组”全力打造奥地利“明星”

　　在维也纳总医院中，娜塔莎处于警方的严密保护下。她的“顾问小组”成员大多建议她不要立即接触媒体，以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娜塔莎力排众议，坚持尽快挑选一个合适的时机接受媒体的采访。社工庞特里茨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娜塔莎深受拘禁之苦，她不允许“被别人操纵”的局面再度出现。此外，娜塔莎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名人”，她要利用这个绝佳的机会，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娜塔莎的“顾问小组”成员埃克深谙公众心理及媒体运作规律，他认为，在一起具备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发生后的最初两周，公众会高度关注事件的一切要素；第二周的后半段至第三周，公众舆论通常就能形成，主流舆论将表现出对新闻当事人的好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周，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会失去对事件以及相关人物的兴趣。因此，要将娜塔莎塑造成一个被公众认可和喜爱的“明星”，必须抓住最初两周的“关键期”。“顾问小组”建议娜塔莎向电视媒体出售独家采访权，并将接受采访的日期定为2006年9月6日。

　　奥地利的ORF电视台最终获得了对娜塔莎的独家采访权。在录制节目之前，娜塔莎的“顾问小组”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们列出了电视台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为娜塔莎准备了答案。娜塔莎与绑架者的关系自然是需要应对的重点问题之一，因为曾有媒体报道称，娜塔莎在被拘禁期间遭受了“性虐待”。对于这个问题，娜塔莎只需回答“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即可。此外，娜塔莎与其母亲的关系也是公众关心的一个问题。之前有人称，娜塔莎是在与母亲发生冲突后上学的途中遭绑架的。“顾问小组”建议娜塔莎，在接受采访时大力渲染与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公众不喜欢“对父母有叛逆倾向的女儿”。

　　2006年9月6日晚，对娜塔莎的专访节目在ORF电视台播出。这是娜塔莎逃脱魔爪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吸引了80％的奥地利电视观众。在电视屏幕上，娜塔莎展现出一个自信、自强、不沾染任何恶习且尊敬父母的少女形象，获得了奥地利人的普遍同情和赞扬。随后，邀请她接受采访、出书、拍电影等的商业合同纷至沓来。据估计，2006年8月至今，娜塔莎从各类商业活动中获得了至少700万欧元的报酬。

　　5.每时每刻都在与绑架者斗智斗勇

　　尽管面对媒体时，娜塔莎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老练，但长达8年的拘禁生活毕竟严重影响了她的社会交往能力。她没有朋友，坚持使用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为她提供的包括衣物在内的生活用品，对外界的许多新鲜事物感到好奇和不知所措。

　　“顾问小组”成员伯格分析道，娜塔莎在8年中掌握的社交经验，完全来自和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打交道的经历。为了活下去且少受折磨，她必须学会察言观色，想方设法“讨好”普里克洛皮尔。娜塔莎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8年中，她每天 24小时都在与普里克洛皮尔斗智斗勇。

　　在努力适应外部世界的同时，娜塔莎还不得不慎重处理她与父母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冷淡。娜塔莎将父母完全排除在自己的“顾问小组”之外，父母则不断公开指责娜塔莎的“顾问小组”，认为他们故意在中间制造隔阂。

　　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也许是娜塔莎的母亲在这起绑架案中的可疑角色。有媒体报道称，娜塔莎的母亲西尔尼有酗酒的习惯，还不时殴打女儿；更重要的是，她与绑架女儿的普里克洛皮尔早就认识，经常一同在酒吧里喝酒。因此，有人认为，西尔尼涉嫌参与了绑架案，甚至，这起绑架事件可能就是她一手策划的。

　　一个名叫马丁?瓦布勒的奥地利退休法官，就此向法庭提起了诉讼，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在此期间，娜塔莎曾数次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并表示，“百分之百”地相信母亲与绑架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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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绑架不完全是坏事？

　　娜塔莎被拘禁的地方是一个地下室，面积约6平方米，里面有卫生间、收音机和电视机。娜塔莎说，她每天与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一起吃饭，两个人一起装饰房间、聊天，剩下的时间她会独自看书、看电视，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持续了多年。娜塔莎这样比喻普里克洛皮尔对待她的态度：“他有时把我捧在掌心，有时却把我踩在脚下。”娜塔莎甚至认为，遭绑架并不完全是坏事，这种生活让她避免沾染上许多青少年常有的恶习。因此，当她获知普里克洛皮尔自杀身亡的消息后，甚至为他“ 感到某种程度的悲伤”。有心理学家认为，娜塔莎显然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后，对其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已经“爱”上了对方。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