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局前景玄机重重：亲他信势力卷土重来

　　-观察记者 储昭根

　　2007年12月25日，泰国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此前12月23日国会下议院选举的正式结果，在下院480个席位中，人民力量党获得233个席位，民主党165席，泰国党37席，为国党24席，其它三个党派共获21席。人民力量党大幅领先主要竞争对手民主党，成为新一届下议院议会第一大党并获得优先组阁权。此次大选是泰国2006年发生军事政变后的首次大选。3200多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超过70%，达到了政府的预定目标。

　　但是泰国脆弱的民主仍然没有摆脱固有的种种羁绊，即便人民力量党能够实现宪法规定的30天组阁，暂时的政局稳定之后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政治前景。更何况选举委员会宣布查处80余名议员涉嫌贿选，其中60余名是人民力量党成员，如果属实，人民力量党领先的票数将会化为乌有，需要重新确认组阁的资格。

　　亲他信势力卷土重来

　　当统计结果显示人民力量党票数领先于民主党成为下议院第一大党时，一直流亡国外的前总理他信在第一时间向人民力量党党魁沙玛表示祝贺，而大选前夕，沙玛就曾表示，如果该党获胜，将会迎接他信回国，解除去年军事政变后军政府对他信五年不准参政的禁令和对泰爱泰党的解散令。这意味着新政府要为他信及其政党翻案。他信去年12月25日在香港向外界宣称，他会以一介平民身份回国，不会涉足政治，担任任何政府官职，但是如果人民力量党“需要我的建议，我会给与他们。”再加上人民力量党原本很多党员就是原泰爱泰党成员，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人民力量党能够顺利组阁，亲他信势力在经历了军事政变的洗礼后会卷土重来，泰国政治似乎又回到了2006年政变前的原点。只是在忍受了军政府软弱和无所作为的一年治理后，泰国人愈发清醒地意识到，军政府的管制终究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有泰国媒体评论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泰国此次大选实际上就是他信支持者与他信反对者之间的一次数量对比，因为2006年军事政变后，泰爱泰党被解散后，该党大部分成员加入了人民力量党，这些成员大都是他信忠实的支持者。甚至现任主席沙玛这位原来的极右分子也都宣称自己是他信替身。因为对泰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而言，他信是他们的救星。作为曾经连续5年多主持泰国政府工作的前总理，他信在发展经济、解决毒品问题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得到大多数人的高度肯定。他信以实际行动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中树立了亲民总理的良好印象，由他主导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如全民医疗福利、暂缓债务、乡村基金等计划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好评。

　　这些政策和措施为贫困百姓等带来了实惠。因此，他信在全国人口最多的东北部和北部等广大农村地区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社会底层民众感慨，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个政府总理如此关注他们穷苦人的生活。他信的计划使很多因为贫穷不能上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

　　正因为这些，贫民百姓对他信变相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容忍限度才会很高。此次大选人民力量党仍然不忘使用他信遗产，在大选竞选中大打“他信牌”，明确表示将会延续他信政府的“惠民”政策，而沙玛也迎合民意，声称如果获胜，将会迎接他信回国，提出“选沙玛、得他信”等选举口号。

　　此外他信推荐有忠君情结的沙玛代理党魁也是极具智慧。2006年军人政变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是他信对泰王不尊重，而沙玛正可以消弭这方面不足。选举前，人民力量党成员在与选民交流时，特意穿上了背后印有泰王头像的上衣，以表示对泰王的尊重和忠诚。这样，人民力量党利用仍未消除的他信影响力成为下院第一大党。

　　社会分裂仍未消除

　　除了一个坐大的军方外，泰国民主的威胁还来自于城乡两个分裂的民主。多年经济发展的失衡造成了泰国严重的城乡结构性分裂。曼谷及邻近5府发展最快，与之毗邻的10府次之，其他府特别是北部和东北部山区极其落后。而泰国农村人口超过一半，泰王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发展方案使农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而前总理他信实施的“三年缓债”、“三十铢治百病”、“农村发展基金”等复兴农村方案刚收到成效便遭遇政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受过良好教育的曼谷中产阶级与尚在与贫困作战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政治民主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希望能够构建成熟的公民社会，能够保障其隐私权、财产权等公民权利；而后者在行使政治民主权利时很大程度上以个人或社区的利益为转移。在他们的政治意识里，那些经常拜访他们，为其叫苦诉冤并为其社区上马很多公共工程的候选人才是他们的理想领袖。在泰国民主进程中，占人口多数的穷人选票容易把民粹派政客推上泰国的权力中心，被东北部山区视为救星的他信上台让泰国的中产阶级深感不安。在他们看来，民粹政治家所推行的杀富济贫的扶贫方案造成的威胁比专制独裁来得更为直接，而媒体和学者则唯恐主流民主价值观遭受冲击。于是这些原本反对专制和军事政变的群体，出于对“视野狭隘、举止粗鄙”的民粹势力的厌恶，不自觉地站在了政变的一方，有利益受损之虞的中产阶级不再是民主的中坚力量。

　　2007年8月19日进行的宪法全民公投充分体现出泰国两个民主的分裂，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全民公决共收到2598万张票，在曼谷地区65.69%赞成，34.31%反对；在东北部地区62.85%反对，36.82%赞成；被视为民主党基地的南部地区88.3%赞成，11.7%反对。而此次大选也仍然逃脱不了城乡两个民主的撕扯。尽管民主党也开始借用他信的民粹策略，向农民和城市贫民承诺将会启用比他信政府更为优厚的倾斜政策，并用减税政策拉拢工商界，这对于疲弱的泰国经济而言是不堪承受的，最终会自食失信于民的恶果。

　　此外，在军政府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泰国多党民主也尚未完善。到目前为止，泰国共有65个合法注册的政党，此次报名参选的就有十几个。在热闹的阵势、激烈的竞争背后却潜藏着公众对政党的不信任，呼声最高的人民力量党和民主党任何一方都没有拿到可以单独组阁的半数票，从中可见一斑。在泰国，很多中小政党建党的目标并不是希望成为执政党，很多党魁坦言自己还从未想过如此远大的目标，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手中不多不少的选票来谋取财富。于是，泰国很多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如想从政治上捞一桶金子就采取这种参政但不主政的手段。当出现双方选票都不超过半数的僵局时，他们会把选票投机给看好的一方，条件是他们可以在新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或者直接以一百万泰铢一张的价格出手。从本次大选计票结果看，人民力量党和民主党双方都未能拿到过半数可以单独组阁的票数。下院第一大党人民力量党同样需要中小政党的选票才能够组阁。

　　大选结束后，人民力量党和民主党都在积极拉拢中型政党，而后者积极但不失矜持，以期争取更大筹码。人民力量党秘书长素拉蓬2007年12月24日下午宣布，目前已有政党决定与人民力量党联合组阁，政党联盟在下议院所占席位总数已经超过240席，达到了组阁的基本条件。但素拉蓬没有透露同意与人民力量党共同组阁政党的名字。而此前一天，人民力量党主席沙玛曾表示，希望组建在下议院占300席左右的多党联合政府。直到2007年12月31日，人民力量党才正式宣布与另外3个小党—拥有9个席位的泰国同心国家发展党、7席的中庸主权党和5席的人民党，共同组建多党联合政府。泰国选举委员会今年1月3日宣布确认397名国会下议院当选议员资格，而剩下的83名当选议员由于面临贿选投诉还不能确认其议员资格，需要进行调查后再作处理。而根据泰国的新宪法，泰国新一届国会下议院首次会议应在大选之后的一个月内，即1月22日之前举行，经过选委会确认的与会当选议员人数不得少于下议院议席数量的95%，即456人。如果选委会发出的红牌和黄牌数量较多，而补选又不能及时进行，就有可能导致新一届下议院会议不能及时召开，从而影响选举新一届政府总理以及新内阁的组成并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泰国此次大选不但要面对上述盘根错节的民主障碍，还要面对被军政府修改过的新规则。新宪法对参众两院代表制作了大手笔改动，参议院议员由1997年宪法中的直选变成了推派，数量也由200名缩水为160名，160名参议员中，由全国75省各自组成选举委员会，各省推出10人名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从中挑选1人，剩下的85人从中央选举委员会选出。众议院议员比先前足足减少了100人，直选议员由400名减少到320名，政党比例代表制产生的议员由100名减少至80名。直选议员名额的减少给本来就不容易拿到半数选票的政党增加了取胜难度。事实证明人民力量党确实没有拿到超过半数选票。况且颂提还流露出如果人民力量党获胜，不排除再次政变的可能，泰国民主的未来都不轻松。

　　脆弱的泰国民主

　　除了城乡双重民主的掣肘外，强势的军方也是对民主的致命威胁。但是在泰国，军事政变还时常被看作是泰国民主的净化剂。泰国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大都打着反腐败、恢复民主政治的招牌，名义上是在危难时刻拯救国民、挽救政治，实际上它对泰国民主造成的深远性恶性影响与它所推翻政府造成的恶性影响旗鼓相当。在泰国这个军事政变已融入政治生态的国家，颂提绝非是最后一位发动政变的领导人。自1932年泰国由君主制转为君主立宪制以来，军方从未停止过扩张权势的努力，半个世纪的经营造就了一个“穿制服的政客”势力。他们或台前或幕后，对政权更迭、左右时局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

　　发达的民主社会需要军方必须实行国家化，军队不会从属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还要遵循“军在法下”的铁律，军方对民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有必要的耐心。比如颂提为首的军方宣称此次政变的目的在于“恢复被他信挪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的民主制度”，他信政府的挪用公权和腐败问题本来应该由民主机制内的权力制衡机构—宪政法庭、选举委员会和国家反腐委员会或者通过选民选票来实现权力在政党间的易手来解决。应该说，泰国的这种三重民主制约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上次流血政变以来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完善，然而军方却按捺不住，还是开着坦克上街了。

　　实际上，军方对民主缺乏容忍的暴躁性格是有其深厚历史渊源的。1932年君主制被少壮派军人推翻后，泰国还不具备君主立宪民主政体的条件，刚走出君主制的公众对政治非常冷漠，议会代表制自然就很脆弱，这给对政变有功的军方提供了插手国家权力的发展空间。此后到二战结束后，军队的使命由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到为军政府提供强力支持。

　　而二战后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又为泰国军方势力膨胀提供了契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以及越南独立联盟的独立运动使泰国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恐惧，于是在冷战阵营中它选择站在了美国一边。为了冷战需要，美国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泰国军方实现了硬件和软件上的现代化。从1950年到1971年间，美国提供了4600万美元、相当于泰国国防开支一半的援助，用于泰国军队的教育、军事训练、战略思想培训以及武器改进等。美国甚至选送部分军官到西点军校深造，还派驻了很多顾问到泰国主持培训事宜。然而美国却未对军方的政治价值观施加任何影响。泰国军队的现代化造就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军事精英集团，军事实力的增强又使其在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中更加底气十足。到1992年为止，60年间，泰国发生了17次军事政变，泰国政府被控制在泰国军人或有军人背景的政客手中竟然长达51年。

　　半个世纪以来毅然，泰国军方已经习惯了其对权力的染指。然而20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了这个军人政权占据主导的国家。上个世纪的90年代，民主化浪潮催生的学生运动和崛起的商界领袖，打破了以往泰国军事精英一统天下的权力格局，泰国军方的权威不断受到国内民主力量的挑战。2001年1月，商界精英他信为首的泰爱泰党联盟赢得了泰国的大选，同年2月9日，他信成功当选为泰国第54任总理。这让泰国军方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信自恃作为民选总理，不像以往经政变上台的政客那样倚重军方，这让军方感到自身的前途未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该国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军事高官，陆军司令颂提在他信铁腕镇压南部毒枭从而积怨南方的同时，通过接二连三的谈判建议，在泰国南部穆斯林中积聚了大量人气，成了重振军威的合适人选。

　　1946年10月，颂提出生于曼谷附近一个有名望的穆斯林家族，1969年毕业于泰国知名军校朱拉宗高皇家陆军军事学院，年轻时他参加过越南战争，还曾留学美国。之后进入步兵军团，此后一路升迁，担任过皇家步兵军团指挥官等职。2005年9月，在泰南宗教极端势力袭击频发的情况下，有伊斯兰背景的颂提被他信任命为陆军司令，负责平定泰南骚乱。此时他仍然坚持不插手政务，他甚至直言军事政变对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但是当总理他信把亲信安插到军队来负责曼谷的安全时，他却表示反对。2006年踯躅不前的军队改组传出了颂提要被提升为军队总司令的口风，颂提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颂提解雇了129名他认为效忠他信的中层军官。借此，颂提向政府明确传递了其羽翼丰满的信号。直到5月，颂提仍然否认政变的可能。但在政变前几个月，他指挥军队进行各种名目的演习，让百姓逐步习惯身边来来往往的士兵。2006年9月19日，泰国突然发生政变，颂提由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跃升为家喻户晓的政变领袖。

　　政变后的颂提把之前发表的军人干政对民主有害的高论抛之脑后，他没有摆脱军人政变后的施政逻辑。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军人领袖们总是要为其退出权力规定“出路保障”。首先，要保障下任政府不会对他们进行起诉、惩罚或针对军官在其执政期间所采取的行动进行报复。其次，尊重军队的制度化角色和自治，包括他们对国家安全所负有的全面责任以及他们在政府部门中有关安全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甚至包括其对军火工业、兵器工业和其他传统上受军方控制的经济企业的控制。而要实现上述保障，最稳妥的做法是为这些利益设定体制性保护。政变后颂提立刻废除1997年宪法，代之以临时宪法来管制国家，改两院制为一院制，议员由选举改为指定，废止集会，5人以上即被视作集会。2007年8月又组织国民对其支持制定的新宪法进行公投，渴望稳定政局的泰国人以差强人意的支持率让新宪法过关。新宪法赋予军队罢免总理和解聘阁员的权力，军方领袖有权召开内阁会议解决行政问题。泰国法律专家表示这是军方领袖恋权的表现。但是军方是否能确保文职政治家同意履行这些条件，这就要看他们权力的相对大小。如果文职政府的权力强大到足以能制衡军方的程度时，军方的要求会在二者的谈判中受到限制或者干脆遭到拒绝。但就泰国目前的状况看，民主势力虽然处于上升的发展态势，但仍不足以抵抗军方的强势，因此只能默认这些要求。但是又给军方养精蓄锐提供制度保障，为下次政变埋下了祸根。

　　后泰王时代的政治危机

　　更为糟糕的是，一个掌握强势话语权和政治威信的国王是君主立宪政体和泰国民主的软肋。1932年政变后国王拉玛七世在退位演说中申明，他“要把权力归还给泰国人民，而不是政府。”但是泰国君主立宪政体和英国的有很大不同，后者国王只是一个国家象征，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泰国宪法不但赋予国王无上的权威，也赋予了他很多权力。根据泰国宪法，国王保留了三项基本权利：被首相咨询，对国内重大事件施加鼓励或劝告，当政府施政和广大人民利益不符时对其提出警告；还有宪法第七条规定：当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应该按照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国家的传统习俗解决。可见泰国国王是立宪君主，国王拥有很大权力。1950年普密蓬国王登基后，这位谦逊、德高望重的国王，一直通过王室特使密切关注局势，并通过他们向公众转达他的看法。泰王对政治局势的积极态度正中军方下怀，半个世纪以来军方一直表现出对国王忠心耿耿的虔诚，他们知道，赢得国王欢心就掌握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至密武器，国王的崇高威信能够消除其政变或政权非法性的嫌疑。此次政变中，颂提在第一时间向国王汇报，并宣誓效忠国王，政变也得到国王默认，颂提本人也随即被国王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自1973年10月泰王首次介入政治危机后，几十年来泰国一直以其善于处理化解危机而闻名于世。是年，泰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在曼谷，人们上街要求结束军事统治。和平示威遭到了军政府武装镇压，但是人们没有退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抗议活动。在危急关头，国王出面宣布撤销对军政府的支持，并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公众发出呼吁。1973年10月14日，泰国军事统治宣告结束，军政府领导人离开了泰国。国王的劝说发挥了作用。此后在泰国的历次政变中，泰王都在关键时刻出面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化解矛盾，被誉为政局的看守者。

　　当国王能够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一种重要力量时，民主政体会在无形中受到损害。就泰国目前的情况看，发展了半个世纪的民主一旦与危机碰面就会漏洞百出，社会各界都会翘首以望德高望重的泰王来力挽狂澜，而不会寻求通过民主机制来解决，各方踌躇之时，很容易被军方钻了空子。如今，1927年出生的国王普密蓬进入耄耋之年，一旦泰王归西，泰国脆弱的民主更是缺少稳固的根基。在后普密蓬时代，如果发生几十年来屡见不鲜的政变或者政党恶斗乱局，泰国及其民主的未来前景会变得更加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