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严格社会氛围宽松

　　“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

　　“古巴面临很多困难，经济也的确落后。”前中国驻古巴大使陈久长介绍，“但古巴共产党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是因为社会公正，二是因为清正廉洁。”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古巴政府拥有3辆奔驰，用作礼宾车。此外，所有官员的配车都是没空调的拉达。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旧不堪的祖宅，也没有警卫，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干群关系非常好，”这是吴洪英对古巴后最深的感受。

　　在陈久长大使看来，古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古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欠账，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成为古巴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每次古巴召开“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会)，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代表们可以自由发言，向包括菲德尔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提出任何意见。”王政特别提到，一名代表直接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卡斯特罗也直接回答说“尽管这个话题不适合在会上讨论，但是请你会后来找我，我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不过，平均与效率，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哈瓦那街头，使用古巴比索的商店，柜台里只有几个齿轮、几瓶油、几朵干花，还有几件衣服。即便是顾客排长队的使用外汇券的商店，乍一看商品摆满了柜台，但是衣服都是一种款式，只颜色不同，记者甚至看到了“Nike”的标志，但货架上也只有老旧的几双。

　　23街是哈瓦那最繁华的街道，国营的咖啡馆只提供两种饮料两种点心，服务员对外国游客爱理不理。路边三三两两的壮年男人，百无聊赖地打量着路人，间或有人伸出手来：“给我一块钱，我去买点儿什么吧！”

　　转角，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要雪茄吗？从厂里拿出来的，绝对是真货！”

　　倒是满头银发的佩德罗老人，在21街的一个国营餐厅弹钢琴，每天都能收到一点小费。被问及革命前后的区别时，他说，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只是革命前他是独立音乐人，革命后他隶属于一个国有音乐公司，由公司给他发工资。“不过，不管谁上台，总是会喜欢音乐的。”他微笑着说。

　　罕见的“市场经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时候美国进口的福特、凯迪拉克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最前线，那时候苏联援助的拉达、波罗乃兹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苏联解体了，援助取消了，国际蔗糖价格暴跌又使古巴制糖业一蹶不振，古巴的经济失去了重心。

　　陈久长大使回忆，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难的时期里，“许多人议论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同事还开玩笑，要陈大使“做好跟卡斯特罗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准备”。那时，中国驻古巴使馆甚至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以应对市场短缺。

　　穷则思变。1991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古巴开始允许美元在古巴市场流通；他们还对外资开放了部分行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的翻译本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强调，中国改革的经验对古巴很重要，“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四条街市场”是哈瓦那为数不多的几家农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大约100个摊位，并没有满，但是叫卖声一直沸腾着。看见有外国人进去，小贩们喊得更响了。

　　“市场经济”是这里的准则。摊主自主进货，自负盈亏，交了摊位租金，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卖橙子的少年马尔罗从关塔那摩来到哈瓦那，运气好时，一天能赚到200多比索，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的经济”

　　陶锦荣1993年到哈瓦那的“华区”(唐人街)开了一家以“天坛”命名的中餐馆。那里是整个古巴惟一存在私营经济的地方，总共6间中餐馆。

　　“地方是政府的，管理是自己的，饭店的产权也是自己的。”陶锦荣说，“这可以说是古巴政府给中国人的特权。”

　　这家中餐馆接待了古巴的外交部长、商务部长，也接待了赴古巴考察访问的各级中国官员。古巴政府特别批准“天坛饭店”新修了第二层，并设了一间包厢。“古巴规定饭馆不能同时接待超过12个客人，但是对我这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陶锦荣说。

　　2005年，有古巴人去古巴外交部门外抗议，“他们质问，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经济，为什么只给中国人这个待遇？”“所以我经常提醒女儿女婿，要做好饭店最后被收回的准备。谁是饭店的老板？不是你，也不是我。”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种谨慎的调整。”吴洪英研究员说，“后来又逐步回收。”2004年11月8日起，古巴中央银行宣布停止美元在其境内的流通。

　　政策回收部分是因为腐败的重现。在“四条街市场”的入口，就有一群中年妇女，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叠塑料袋，卖给有需要的买菜人。看见警察走过来，她们赶紧散开，来不及躲的，就迎上前去，把几个塑料袋递到了警察手里。

　　而高官的腐败更为卡斯特罗所担忧。1992年10月，政策调整刚刚展开，就有古共政治局委员因受贿被开除出党。2001年3月，古巴渔业部长被免职，因为该部职员“收受非法礼品”。

　　“古巴领导者开始犹豫：这样的改革是否得不偿失？”陈久长大使说，“对古巴来说，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不能危及政权，二不能动摇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

　　“古巴有三个基本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古巴人民的团结。”吴洪英说。

　　不过总有人喜欢新生活。27岁的Maricela，从艺术学院毕业后在电视台做过制片，也在少年宫教过绘画，而她现在的工作是“天坛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上菜。

　　她十分满意现在的工作，因为“工资比担任副经理的妈妈高得多”，而且“可以坐出租来上班”，周末朋友聚会，全都由她请客，“很有面子”。

　　陶锦荣一次去古巴某省，省委书记召集省委常委，让他谈谈中国的改革。“爷爷爱子女，每个人给一块钱，很快自己就没钱了。应该反过来，大家想办法赚钱，每个人给爷爷一块钱，这样大家都过得好了。”陶锦荣跟省委常委们说。

　　劳尔·卡斯特罗小时候有一个绰号，“小跳蚤”，是他的哥哥菲德尔给他起的。在2006年接管国家事务之后，在不偏离原有大政方针的基础上，他重新启动了一些先前的改革开放政策。

　　去年7月26日，劳尔号召古巴全民展开大讨论，对古巴今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言献策，收到了多达120万条的建议。从大讨论结果来看，古巴百姓希望进一步发展私有经济、改善住房条件、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工资待遇、允许私有财产自由买卖或转让等等。

　　借鉴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古巴试点。“一间鞋厂已经有职工参股，而旅游业也引进了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公司。”吴洪英介绍说。

　　傍晚六点的光景，哈瓦那灯塔亮起来了。灯头旋转，远远望去，灯光时而冲破浓云，时而又沉溺在暗夜中。

　　灯塔就这样指引着出海和回港的水手，矗立了164年。

　　潮涨潮落。加勒比的海浪，冲上岸堤，正冲刷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