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拥有一些非常规建筑无可厚非”(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1日02:47 东方早报

  早报记者 俞懿晗

  

“大都市拥有一些非常规建筑无可厚非”(图)

  安德鲁昨天接受早报记者独家专访前,饶有兴致地望着绍兴路上的老洋房。路家图

  

“大都市拥有一些非常规建筑无可厚非”(图)

  安德鲁致早报读者:感谢上海,给了我实现建筑作品的机会。

  10年了,保罗·安德鲁每个月都要飞一次北京,但除了人民大会堂旁的“巨蛋”,他几乎从不踏足他处,每次一出机场就直奔建筑工地。

  “只有目睹他在工地上指挥4000多名工人,你才会相信他是个真正的建筑师!”安德鲁在上海的朋友Andrea对早报记者说。此刻,站在一旁的安德鲁身着素净的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聚精会神地盯着绍兴路上的老洋房。

  中国是安德鲁的福地。在打造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前,他的履历表仅能支撑起“国际机场建筑大师”的名号。如今,带有安氏烙印的建筑物已成为中国最重要城市的显赫地标,它们共同勾勒出中国城市建筑的现代主义轮廓,毁誉参半,却指向清晰。作为“未来风格”建筑的提倡者,安德鲁向早报记者畅言他对中国城市现代建筑的展望。在他创意驰骋的蓝图中,大城市应有更多“给人们带来纯粹的艺术享受”的建筑。

  大城的未来|准备好拥抱“洋建筑”

  东方早报:一些中国建筑师认为您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不能完全体现中国风格。

  安德鲁:欧洲的一些国际化都市,比如巴黎、柏林,就有很多建筑出自外国人之手。虽然法国本土的优秀建筑师很多,但巴黎人从不拒绝外国人的作品。事实上,建筑和文化艺术一样,也需要国际交流。多元化竞争会让一座城市更具活力,中国的建筑师完全没必要担忧国际竞争,若想健康发展,就该准备好拥抱“洋建筑”。

  东方早报:中国现代城市建筑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安德鲁:北京和上海不应仅仅满足于建造实用而时髦的商业中心,我认为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国际化都市还应该有一些给人带来愉悦感的、更具艺术气息和文化底蕴的建筑。巴黎的一些建筑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们给游客带来纯粹的艺术享受。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城市就不能建些艺术品,让身处其中的人们体验到空间带来的欢愉?

  东方早报:哪怕是不计代价的建筑,比如耗资30亿的国家大剧院?

  安德鲁:任何大都市的官员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在新建筑上花费太多,很容易引起争论。但拥有一些非常规性建筑对大都市来说无可厚非,尤其是用于提高公众的文化艺术生活。它们也许是昂贵的,这取决于人们如何权衡其作用。从我个人角度说,我的建筑确实大胆创新,但我并没有用钱给自己堆砌一座巨大的游乐场,这其中充分考虑到公众的需求。

  东方早报:一些建筑专家批评说,您的作品总是将美观置于功能之上。您在设计过程中先考虑功能还是先考虑艺术美感?

  安德鲁:我热爱艺术,希望人们在我设计的建筑里自由呼吸,感受空间的美感和生命的意义,但我首先是个出色的建筑工程师,技术服务于艺术,而功能则是创作过程中的“管用的仆人”。

  地标建筑|

  “设计的根本目的不是炫耀”

  东方早报:新建筑对城市风貌整体格局的影响是很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北京,人们说“巨蛋”的风格破坏了周边建筑的历史感,圣彼得堡的民众也在抵制一个英国公司设计的豪华大厦,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安德鲁:这确实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上海和北京都正在保护城区原始风貌和创新建筑风格之间找寻平衡。类似的争论在巴黎也有过,我本人当时就反对在巴黎市中心建造高楼大厦。摩天楼不是城市现代化风貌的唯一体现,但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比如纽约的高楼就构成了漂亮的天际线。

  东方早报:那么浦东呢?您认为那儿的摩天大厦是否成功体现了现代化和艺术美感?

  安德鲁:以陆家嘴为例,金贸大厦是栋很美的建筑物,和它隔街相望的环球金融中心也是建筑设计的杰作。但如果从整体上看,这两栋建筑并肩而立,其视觉效果几乎是自相残杀。

  东方早报:但您说过,大胆而创新的地标性建筑对城市很重要。

  安德鲁:建筑师不能抱着“我要造一座地标建筑”的想法去设计作品。建筑设计的根本目的不是炫耀。我设计的建筑,能否成为北京或上海的地标,这有待公众给出答案,但我本人的设计初衷并不在此。

  当然,城区的整体风貌很重要。人们不能指望靠一栋建筑,或是一个项目来改变浦东的“脸”,比如浦东国际机场和东方艺术中心,它们只是城市一个面,只能显示这里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想要表达的东西。

   挑战艺术|

  “我和机场的缘分已尽”

  东方早报:浦东机场二号航站楼即将运营,作为一号航站楼的设计者,您认为机场建设最重要的是什么?

  安德鲁:机场内外的延展性最重要。不同功能区的环境必须一致而和谐,才能给建筑带来更多拓展空间。为了确保机场的可持续发展,建筑材料也最好经久耐用,方便清洁。

  东方早报:从海鸥般的浦东机场到蝴蝶状的东方艺术中心,你是否要给每个作品赋予物化的形?

  安德鲁:正相反,我不喜欢把自己设计的作品比作某种事物。所谓“蝴蝶”、“海鸥”、“蛋壳”,从来都不是我的比喻,而是中国人赋予的。我想这也许就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中国人喜欢用自己熟悉的事物来阐释外部世界,这样可能不那么抽象。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外形就只是外形,是我的画笔和想像力的产物,把它形容成一个大家熟悉的事物其实让我很无奈。

  东方早报:今后还会考虑继续建机场吗?结束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安德鲁:我和机场的缘分已尽。我从29岁建戴高乐机场开始,先后建了30多座机场,浦东国际机场是最后一座。这个领域我已不能发挥更大作用。未来我可能对文化艺术方面的建筑更感兴趣,也有可能从此退休,什么都不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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