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协力：风险最小化的算计

　　协力应对中国崛起

　　日韩选择在这个时期互送秋波，谋求结合，其实有大致相同的背景。

　　就韩国而言，前两届政权推行的对平壤“阳光政策”不仅未能换来朝核问题的解决，反而养痈遗患，成尾大不掉之势；而由于卢政府民粹主义政策“发酵”的结果，国内民生凋敝，与邻国的攻讦也不消停，国人对政治有很深的疲惫、厌倦感。相对应的，作为六方体制中最“孤独”的存在，日本需要伙伴，在绑架问题上，更需要倾听者和协力者；而由于小泉政府毒化中日关系，日本在亚洲处处受到掣肘，谋求入常等诉求胎死腹中，国民郁闷可想而知。这种共同的氛围使两国越走越近，不仅相互呵护，也有相互利用的必要。

　　如果说在国际政治层面，日韩都还受制于现有格局、难以互相奥援的话，那么在经贸层面，两国已到了“合则共赢，分则双输”的地步。这其中又有中国因素。

　　日韩两国，互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对日本来说，虽然两国贸易在2001年后的5年间增长了68 %，但苦于内需不振的韩国，首先瞄准的是中国(后者在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在韩国经济中的存在感反而不如过去大，2007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攀升到290亿美元就是明证。此外，韩国已与东盟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李政权成立后，锐意推进对华FTA，这让日本感到有被周边自由贸易圈边缘化的危险。如何先于中国与韩国缔结更紧密经济关系，成为永田町的攻关课题。

　　而对韩国来说，虽然在贸易上愈发依赖中国，但对后者经济崛起的势头也感到恐惧。尤其是北京在六方体制内影响力举足轻重，首尔担心有一天朝鲜整个会被中国经济吸纳进去。而北方的廉价劳动力，其实是韩国经济重建必不可少的资源，深谙经营之道的李明博内心深处未尝没有在经济上先于北京吸纳平壤，打“阳光政策经济版”牌的算盘，因此对中国保持一定的警惕——唯其已在贸易上倚重，才不能过分依赖——所以，将目光转向了东京。1月15日，李尚未正式就任，便向东京派出特使，寻求日本经济上的支持。

　　虽说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日韩双方互为投手，各取所需，对两国及东亚的区域合作仍然有正面意义。尤其重开中断近4年的日韩EPA(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不仅会强化彼此的存在感，而且将加大整个区域人、财、物的流通，促进域内的良性循环。甚至有日本学者将其与构成欧洲和解基础的欧盟(EU)的雏形“欧洲煤钢共同体”相提并论，足见对其期望之殷。而日韩穿梭外交的恢复，则在六方体制之内，多了一条沟通管道，无论对美、日、韩，还是中、日、韩，或者这两个三角之间的协调，都不失为一个利好因素。

　　风险最小化的算计

　　韩国4月9日将举行国会选举，李明博如果按计划4月中旬访美，很难恰到好处地拉抬大国家党的选情，尤其在统合民主党为首的反对阵营重新集结并誓保国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访美的前途难料。曾任驻美大使的韩升洙由于国会掣肘未能及时就任总理、另有3位部长提名人向李请辞便凸显了这种风险；而李明博旨在恢复韩美同盟和解决朝核问题的访美主题，遇上任期即将结束、正忙于周游世界的美国总统布什，也很可能一时拿不出实际成果。

　　访问日本则不同，首先可轻易恢复两国“一年举行两次高峰会”的协议；其次与韩美已达成FTA不同，韩日之间尚有重点经贸合作话题可以谈，特别是李明博锐意从海外招商引资的政策可与日方一拍即合；再次，李明博在竞选时向国民承诺的“梦幻的大开发”(即横断国土的大运河开发项目)，也会引起日本商界的兴趣，对于处在“量的中国与质的日本”之间像三明治一样被中、日紧紧夹住的韩国来说，更是借此成为中日沟通桥梁的绝好机会。

　　日本如此重视李明博上任，除了双边关系上的水到渠成外，也与最近中日之间的一个偶发事件(“毒饺事件”)所引发的民众情绪大逆转有关。毒饺事件自1月底被媒体曝光以来，引起中日民间相互猜忌。受此影响，原本预定3月2日访日的国家质检总局李长江局长已应日方要求推迟出访。共同社报道说，由于两国警方的意见分歧，日方认为现在举行磋商“为时尚早”。不仅如此，连预定于4月中旬的胡锦涛主席访日、相隔10年重开两国首脑峰会的日程也受事件影响，据报道也将被推迟到5月以后，也就是排在李明博访日之后。

　　中国骨子里原本就有以推进“中美日协调”来牵制“韩国对日美过度倾斜”的战略考量，韩国政府也了解这点，并时而防范，时而加以利用。此番因毒饺事件酿成的中日关系变数，对于“实利第一”的李明博保守政权来说，其实正凸显了韩国棋子的重要性，此刻推进日韩合作，利益不小，风险最低，且因所谓“未来志向”的属性，将来还可望增值，何乐不为？如此看来，日韩以经济合作为先导的关系修复，最终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尚不可知，但对于以中日关系为首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来说，将铸成一个重要的筹码或平衡因子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