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式转型

　　和改良转型不同，革命式转型缺少一个在民主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革新型领袖，政权也无意启动改革，在遭受或面临外部战争失败威胁时，军官推翻了政府，随后或者建立过渡政府逐渐向文官政府移交权力或者直接把权力交给文官政府。葡萄牙、希腊和阿根廷是这种转型的样板，只不过三者在转型期间关键的权力关系差异很大。

　　在转型前，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和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相似，甚至比前者更具有自由主义性质，议会定期选举，还一度出现直选总统和文官总统。萨拉查及其继任卡埃塔诺都是大学教授。但是葡萄牙转型却是与前政权的革命式决裂，而非西班牙的改良转型。这一方面是因为葡萄牙是现代南欧民主转型的先行者，不像西班牙可以汲取葡萄牙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葡萄牙当时卷入殖民战争，助长了中下级军官的反叛心理。

　　自1950年以来，非洲殖民地的反殖民化运动如火如荼，而1961年葡萄牙丧失果阿等最后3个在印度的据点后，向印度投降的葡军官受到葡政府严惩，这使驻守非洲的葡军官有了危机感。1970年萨拉查去世，卡埃塔诺就职，他开放了言论自由，反对派纷纷抨击政府的假民主和殖民战争。1973年，因兵力不足，政府派民兵(其中部分是大学生)参加殖民战争，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当年8月，一批中下级军官在几内亚军营秘密集会筹划政变，9月成立武装力量运动以便统一领导，次年3月，更印发小册子《军人、武装力量和国家》供士兵和军官传阅。随后，高级军官斯皮诺拉因为出版《葡萄牙的未来》一书呼吁政府撤军并承认非洲殖民地自治而被解职，中下级军官决定尽快行动。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爆发，民众对革命的支持赋予其合法性。中下级军官成立了过渡政府，承诺一年内举行制宪会议选举，一年后在制宪会议制定的框架下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1975年4月制宪会议选举举行，中左、中右和保守政党赢得72%选票。1976年议会选举举行，3党合力赢得75%选票，民主体制得以确立。

　　在希腊，威权政权是由1967年陆军下层军官推翻高层军官而建立的，政变并未得到海空军、国王以及议会右翼的支持，其孤立困境使它和巴西、智利军政府的境况明显不同。1973年11月国家工艺学校学生静坐示威及其获得的国内外支持，凸现出政府统治基础的薄弱。而持续多年的塞浦路斯危机更凸现出希腊军政府的软肋。

　　塞浦路斯自1960年独立以来，岛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一直冲突不断。1974年希腊军政府试图推进塞希合并，但土耳其于同年7月以“保证国”名义进行干涉，令岛上数万希腊族人成了难民。面对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希腊军政府无力回击。这种形势给了丧失权势后7年来郁郁不得志的高层军官以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们利用战争威胁强化自身对军队的领导，迅速解除作为威权支柱的中下层军官的职务，并与文官政客商讨迎接1967年政变后被迫流亡的保守派政治领袖卡拉曼利斯，后者回国后随即就任总理。

　　由于军队整体上对战争束手无策，无力向总理索要移交政权的报酬，总理的话语权无形中得到增强。卡拉曼利斯要求军队保证能遵守其军事职责，不干涉政府运作，而高级军官也满足于恢复昔日的荣耀，乐意向总理移交权力，这就使得希腊避免了重走葡萄牙长达两年的过渡政府道路，而成为南欧转型最快的国家。1974年12月8日，希腊君主制在全民公决中被否决，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修改宪法，恢复内战以来被取消的公民自由，使共产党合法化；次日议会召开，总理向议会负责，希腊完成民主转型。

　　阿根廷转型和希腊一样，起因于一次失败的海外战争。从1976年到1983年，阿根廷政府一直是由高级军官领导的，其恐怖统治骇人听闻。一名将军曾表示：“我们最先消灭那些颠覆破坏分子，然后是他们的同伙，之后是他们的同情者，再后来就是那些仍然保持中立的人。”另外一名将军声明：“我们杀掉50万人，其中有2.5万个破坏分子，2万个支持者，另外5000是我们错杀的人。”军政府的无情镇压造成民怨沸腾，只欠最后一根压垮它的稻草。

　　1982年4月军方出兵马岛，试图收复自1933年被英国占领的马岛，但出师未捷损兵折将，被迫于6月14日向英军投降。阿根廷社会各界纷纷指责军方无能，当政的将军迫于压力辞职，另外一名将军继位，后者随即任命退休的陆军将军比尼奥内就任临时总统。

　　阿根廷军方战败的耻辱及其枯竭的威信，使其和希腊军政府一样，未能像智利那样在强人离任前强加限制性条件。1983年10月总统大选举行，一直批评军方的阿尔方辛领导的激进党获得52%的选票，而与军方有着公开或私下瓜葛的庇隆派候选人仅获得40%的选票。这样，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式转型先后在希腊和葡萄牙完成后，终于也在阿根廷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