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容易

　　本刊记者 赵灵敏

　　2008年春，隐世于喜马拉雅山麓最后的香格里拉——不丹王国，由于新老国王自愿放弃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而通过全民普选国会议员一举嬗变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像不丹这样顺利向民主转型的例子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如泰国、缅甸、巴基斯坦，民主的进程充满了反复、非议和流血斗争。

　　据粗略统计，始于19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胜利，然后，由于威权主义复辟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到1942年止，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二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民主国家增加到30个以上，但不久后，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规模空前，但在新世纪还是出现了威权反扑的现象，如前苏联国家篡改民主政体以及拉美近年来的“向左转”风潮。

　　数年前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兴起的“颜色革命”，由于反对派造势及执政过程中存在的朝野对峙、争权夺利甚至流血问题而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无法进一步有大的作为。大大小小的威权统治者也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利用以恐吓人民，力图维持现状。更为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权残忍的一面会渐渐褪去，留下的往往是温情的回忆——苏哈托死后所享受的国葬和大量的溢美之词就是明证。那么，是什么在决定着从威权到民主的演进方式？如何才能将转变成本减至最低？如何看待在某些国家甚嚣尘上的“威权怀旧症”？

　　威权的容忍

　　和专制体制相比，威权下的个体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但威权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剥夺了人民自由选择统治者的权力，人民在对现实不满时，只好期待下一位统治者是“明君”，而“任何假定存在超人或英雄美德的政治制度只能产生罪恶和腐败”。事实上，好的制度比好的领袖更重要。陈水扁再猖狂、再狡诈，也不敢随便调动军警镇压人民，不敢赖着不下台，军队也不敢政变，这就是制度之力。

　　而对挣扎于威权淫威之下的国家和民众来说，相比造成重大破坏的革命方式，类似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选败下台的不流血方式更值得推崇。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固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条件，但威权的容忍和审时度势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个人的良知往往可能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起很大作用，华盛顿、佛朗哥和蒋经国都是很好的实例。

　　以台湾地区的情形为例。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历程，虽然有过雷震和许多党外人士的奋斗与抗争，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但如果不是蒋经国临终的最后半年大发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是否会在1988年就开始，恐怕很有疑问。

　　在蒋经国执政后期，大批台湾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开始被重用，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马地区“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和改选亦不断扩大对党外的开放；对于党外势力的挑战，蒋经国本人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主要通过司法渠道处理应对，而不再重施其父向群众与学生开枪、搞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故技，与此相应地，公民社会成长了。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湾圆山饭店成立。台湾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当有人质疑“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时，蒋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此时的台湾社会，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民主呼声已经很高了，特别是台湾本土人，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政治，为此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如果继续推行威权统治，难保不会发生大乱子。所以也可以说，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是统治者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面对逐渐增大的压力的情势下，基于对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策略选择。

　　但是，并非所有威权领袖在此情况下都会顺应时势，自动放弃权力。对于一个没有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的统治集团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它会用镇压和逮捕来应付眼前的危机，并用“击鼓传花”式的权力更迭来拖延解决问题的时机。最要命的是，但凡威权统治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这样的话，最高统治者往往昧于形势，被自己一手制造的歌舞升平景象所迷惑，产生权力幻觉，对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最终延误和平解决问题的时机。

　　而威权领袖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更根本的是，它会影响这个统治集团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般来说，极权或威权的政党垮台以后就很难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生存，起码部分政治人物被审判、原有政治势力分化瓦解在所难免，但是台湾地区的情形有所不同：国民党虽被分化但主体部分仍得以存在，并且号召力仍然很大，现在，百年老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正是借助原先执政时相对的“非残暴”和对台湾地区民主的贡献，国民党并没有被彻底地清算，仍然获得了在民主制度下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像蒋经国那样，能够从良知出发，对迫在眉睫或迟早会发生的变革持支持、顺应、乐观其成的态度、至少没有通过屠杀阻止历史进程的威权者，一般都能在未来的政治版图里谋得一席之地；而那些“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一切的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试图通过压制舆论、压制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的威权者，不仅是对国家、民族的极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史有明鉴，英国的王室从12世纪的“大宪章”开始就一直在与民间作妥协，所以在今天仍得到了体面的对待。而法国波旁王室则对来自第三等级的呼声采取回避和拖延的态度，导致矛盾激化，最终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波旁王室也一蹶不振。

　　民主不容易

　　时至今日，民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和政治正确，但民主化的实现仍是不容易的，民主的巩固和稳定更是难上加难。

　　在许多成功实现了威权到民主转型的国家，民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很理想。很多时候，新民主政府在解决该社会特有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民众的冷漠、挫折和幻灭感，进而降低了人们对民主这种基本制度的评价。

　　面对这些让人沮丧的现实，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民主不是万灵药，那种把过去所有难缠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望于民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最重要的功效是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就会出现社会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到来时，政绩本身难以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因为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够一直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倘若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而在民主制度下，竞争性选举只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天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抗议下，仍然能轻松挺过来的原因。

　　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民主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管理效率；民主之外，法治、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也很重要。但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经济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高速发展，却缺少长久的生命力，有可能前功尽弃。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何况在灾害面前，民主能够保护穷人——从经验上看，独立和民主的国家都能远离饥荒。

　　再次，对政治家而言，民主是最麻烦、最困难的一种形式，充满了矛盾、张力甚至冲突。它要求政治家在多党竞争、利益冲突、选举拉票、权力制约等种种不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寻求相对的稳定，在不平衡中寻求相对的平衡。威权的垮台大快人心，令人豪情满怀，相比之下，民主制度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往往被视为不道德。但是，激情总要过去，人们迟早要面对琐碎的现实。民主制度要运作良好，就必须给予其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而这一切的实现，是要经过多次博弈、折冲和妥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