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小城德尔纳成为自杀人弹制造厂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8日10:54 南都周刊
利比亚小城德尔纳成为自杀人弹制造厂
  今年3月23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个什叶派聚居区的加油站附近,几名士兵在自杀式爆炸袭击现场巡逻。 法新

  外国武装分子进入伊拉克和美军战斗不足为奇。让人震惊的是,竟有如此多的自杀袭击者来自利比亚的一个小城德尔纳。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尔纳盛产人弹?

  文 Kevin Peraino 编译 洪庆明

  被忽略的贫穷小城

  在这个世界上,阿布·萨拉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苍白、瘦长、独眼,这个时年20岁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在家乡城市——利比亚东部的德尔纳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在中学,他学兽医,但毕业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经济状况很糟糕”,他的兄长阿布·哈米德说,“他每天都在找工作。”有时候,阿布·萨拉姆在德尔纳老城摆起一张折叠桌,贩卖廉价的香水。

  前程黯淡,尚未结婚,他仍与母亲同住。在家里,他惟一的娱乐就是盘踞在电视机前看《大地雄狮》,这是1981年由安东尼·奎因主演的经典影片,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人针对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抵抗行动,萨拉姆看了已是千遍万遍。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他开始收看半岛电视台。家里没有人支持美国的入侵行动,但这家阿拉伯有线新闻网播放的血腥画面对萨拉姆的刺激尤其大。有时候,他跟母亲开玩笑说自己想去跟美国人战斗。他总是在母亲尚未责骂之前,就取消了自己的话:“不,不,不,不要担心,妈妈,我是在开玩笑。”然而,据他的兄长哈米德回忆:“我确信他会去。他总是在谈论这件事,且变得越来越虔诚。”

  2006年9月末的一天,萨拉姆凭空不见了。晚饭时他没有出现,焦虑不安的妈妈问:“他去哪里了?”兄长哈米德宽慰母亲说,萨拉姆去了班加西,可能去进香水了,但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番话。实际上,这个年龄尚幼的男孩已经搭便车去了开罗,然后飞往大马士革。然后,他用自己荷包里的100美元现金穿越边境进入伊拉克,加入一群由哈马德领导的武装分子之中。在萨拉姆消失后不久,德尔纳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母亲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我在拉马迪,我在伊拉克。”

  去年年底,美军士兵袭击了伊拉克北部城镇辛贾尔一处武装分子总部,在里面找到一份文件——可能是萨拉姆要求加入的申请书,文件抬头印有“Mujahedin Shura委员会”,下面填着萨拉姆的生日、他哥哥的电话号码以及他的家乡地名。在美国调查人员分析这些文件时,他们被一件事震惊了:辛贾尔纪录里列举的606名武装分子中,近19%是从利比亚前来伊拉克的。之前的情报总是认为,伊拉克的国外武装分子大部来自沙特阿拉伯。确实,辛贾尔的文件显示,沙特籍的武装分子数量最多——有244人,但从人均来说,利比亚人的比例最高。或许具体数字给人的冲击力更大:文件里所列举的112名利比亚籍武装人员里,52人来自同一座小城——地中海沿岸一个仅有5万人口的城镇,名叫德尔纳。

  本月初,记者前往德尔纳,试图弄清楚它为何贡献如此之多的年轻人前往伊拉克与美国人战斗。这座小镇环绕在壮观的自然景色中,位于地中海  岸边锈色的石灰石悬崖上边,俯瞰波光闪烁的大海。城镇的海滨路上排列着凌乱不堪的水泥房,披着彩绘蜡笔画的光泽。石油和天然气是利比亚的经济支柱,这个国家收入90%来源于此,但油气财富极少流入利比亚东部省份。的黎波里的政府官员私下谈话里承认,东部一直遭到忽略。即便在卡扎菲治下的警察国家,公开说话风险很大,但差异是如此明显的事实,乃至德尔纳居民对此毫不讳言。“我们从这个政府得到了什么?”哈米德愤愤地问道。与此相印证,辛贾尔文件里一个颇具启示性的细节:在伊拉克的利比亚人中,85%以上是自愿执行自杀任务。除摩洛哥外,这个比例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

  在德尔纳的家中,哈米德说他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弟弟为何设法加入武装分子。在萨拉姆第一次打电话给家里不久,再次从拉马迪打回电话,说他在执行任务的路上。4天后,电话铃再次响起,哈米德辨不出电话那头的声音,“萨拉姆是名烈士”,打电话的人说。哈米德说他对弟弟的死泰然自若,“他被杀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认为他应该去,他去得对。我曾想我自己去。”现在,哈米德是家里惟一的支撑,“我现在不能去。”他平静地说,“现在只剩我了。”他抬头看了眼挂在客厅里年幼弟弟烈士的超大幅画像,那个窘迫的年轻人最终在自己土褐色的家乡小镇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一个被钉在墙上的镶有玻璃的金色相框里。

  然而,仅仅经济绝望一种因素并不能解释德尔纳年轻人容易加入伊拉克武装分子,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贫困人口数以千万计,也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前往伊拉克战斗。究竟是什么因素最终驱动他们,是什么让一个愤怒的有线新闻观看者变成一名自杀袭击者,人们一直以来见仁见智。西点军校反恐专家费希曼在广泛分析了辛贾尔的纪录后说:“这是个巨大的谜团。动力是非常非常地方性的。”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发现,他们并非是受某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驱使,这些激进分子看上去是受诸如心理创伤、兄弟争斗和性饥渴等个人因素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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