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

　　本刊记者 熊培云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

　　一群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这是人们关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于这场“革命”有何意义，那个5月到底发生了什么，40年来，即使是当年亲历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批评与记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一场丰衣足食的反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30年(1945~1975)”的中途。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令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面临着一场“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机，仿佛社会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丢失了理想。与此同时，马尔罗、加缪、萨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达尔的电影叙事等等焕发出张力，一切有关人的意义的询问也为这场社会运动打下了“造反”的底色。

　　简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灾难与现在的丰衣足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时，这一代法国人对眼前的庸碌生活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在“五月革命”即将发生前的一个月，戴高乐甚至也在不同场合这样吐露心声：“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不创造，毋宁死”，安于锦衣玉食、随大流显然不是法国人的性格。

　　处于一片安定繁荣之中的60年代，来自各阶层的孩子越来越被中学会考和上大学所吸引，加上战后法国人口快速增长，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然而，大学教育却对生源膨胀装聋作哑，不思改革，以至于在这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间、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未体验过“战斗到一无所有”的大学生眼里，大学变成了“只谈存在，不谈意义”的社会结构，一个“无用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

　　面对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就在《精神》杂志上发出警告：“如果国家不采取适当办法解决大学的发展问题，将会招来酿成全国性灾难的学校大爆炸。”而事实上学生们的确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社会运动与街头戏剧

　　1968年5月，学潮从南泰尔蔓延到索邦，愤怒的学生占领巴黎大学，导致警察干预，继而形成一种“反抗—镇压—反抗”式的循环升级。应该承认，对于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现得有些过于自信，以至于人们讥讽它在风暴来临时更像是一个“聋哑政权”。它墨守成规，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态又不想向“街头压力”让步，甚至异想天开通过抓捕几个捣乱分子实现对学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运动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总罢工扩大到所有部门，到5月24日，法国已经陷入瘫痪状态。戴高乐的讲话变成了国民的耳边风，这下轮到反抗者装聋作哑了，一切理性的声音都被淹没在运动的节庆声中。

　　年轻人沉浸在“同仇敌忾”织起的团结、友爱中，在幻象之网里一起冲锋陷阵。面对牛气冲天的街头运动，许多起先彷徨的人也加入其中。1968年5月，许多法国年轻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区的巷道里撬起几块铺路石，人生可能会因此黯淡无光——法国人不怕错过赚钱的机会，怕的是错过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同学们，向前跑吧，旧世界就会被抛在脑后。”至于跑到哪去呢，人们并不清楚。四通八达的大街，被街垒分割成一个个舞台，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机。显然，在这里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场场革命的戏剧，它让每个人有机会相信自己会走上时代的风口浪尖。如果说过去是平庸的一群，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堪称“伟大”、“顶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红与黑的春天》里这样描摹：“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人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隶少了，但多了成千上万的广场！驱走了黑夜，战胜了权力，生活将会改变，将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爱、幸福了……”而且，相较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宰制下的“你不想自由，强迫你自由”，“五月风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与孤芳自赏：“如果一个人不想通过奋斗取得一样东西，那么你给他东西也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来解放我，我负责自己解放自己”。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

　　“六八底线”

　　在法国过往的历史中，革命总是会让人想起那些滚动在巴黎街头的湿漉漉的人头。然而，今天人们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杀戮，因剑得到的，必将因剑而失去。

　　尽管人们习惯于将发生于这一年的这场社会运动称为“五月风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国，人们更倾向于用“Mai 68”(1968年5月)这一中性的时间刻度来标刻这段历史。的确，和以往的“风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经脱胎换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即是从政府到社会，无论是参与运动、反对运动者还是维护秩序者，都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绝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各方的共同底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法兰西要继承其“革命”传统，那么1968年5月可被视为法国革命的新起点。或者说，“六八底线”才是1968年5月运动留给世界的最珍贵的遗产。换一个角度说，这种表面激烈，实际平和的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

　　学生方面，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对暴力并无偏爱，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对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对于零星出现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认为“搞暴力并不是运动负责人决定的，而是大学生自发地选择了抵抗……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尽管一切有些过分，但毕竟还是恪守在民主的范畴内”。

　　“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这是“五月风暴”中的一道风景。“拥有你的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最美的雕塑是铺路石的砂岩，最具批判力的石块就是打在警察脸上的石块”，“铺路石下是海滩”，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种浪漫抒情的创作。当一切风平浪静，不难发现，那些口号中尽管充斥了对暴力的怂恿，但更多只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暴力宣泄。对于许多人来说，口号被发明出来，有关暴力的审美便已经完成。

　　尽管政府一度严重错估形势，甚至认为法国已经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尽管学生夸大其辞，将警察描绘成挥舞棍棒的德国党卫军，但从整体上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一方面，学生们没有异想天开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样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学被占领以及割据四方的街垒只是一种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

　　有数据表明，5~6月间，巴黎有2000多人受伤，其中200人受重伤，此外，还有5人死亡，但并不是警察开枪所致。革共青联的领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们画上“SS”(党卫军)标记的警察并不狰狞，他们乐于同学生们讨论，愿意理解。当然，背后的英雄是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一位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从运动开始到结束，他尽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剧的发生。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他经常在拉丁区和示威者讨论，而且在警察开始变得粗暴、即将失控时，格里莫还亲自致函每一个警察：“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的职业形象。”

　　如让·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中所说：“60年代末的历史形势是不同寻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动，二次大战的恐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镇压、残忍和屠杀都还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国家毕竟进入了新时代。它结束了殖民战争；阶级斗争虽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法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性。当有人不仅撬走了铺路石，而且连根拔起了拉丁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树木，并开始焚毁居民的汽车时，市民终于忍无可忍。风暴正在酝酿灾害，很快，媒体对学生的同情声浪明显减弱。《世界报》社长伯夫梅里批评说：“学生们虽然得到了慷慨的声援，但也会因盲目而自毁。不管正确与否，有哪届政府会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满街垒？”《图片报》则开始动员：“我们没有权利让警察和他们的水枪独自承担这种大事。”很快，“反对者的反对者”也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把索邦打扫干净”，“法国要工作”，“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些不甘心永远生活在“混乱诗歌”回声中的巴黎人，开始对法国的无政府状态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