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学：回应挑战的入世之路

　　李 欧

　　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基督教节节退却，先是失去了世俗的权力，真的成了“恺撒的归恺撒”，行政权只能施行在梵蒂冈这弹丸之地；接着在汹涌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夹击下，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于是，19世纪的尼采庄严宣称：“上帝死了。”

　　而时至20世纪，尤其20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似乎重新恢复了生气。据《2001年度世界宣教工作统计表》记载，全世界总人口中约有33%是基督徒，其中积极分子——所谓能认真承担“基督之伟大使命”者约有6.5亿多；当年为基督教事业的捐款达2800亿美元，用于基督教的计算机约有4.24亿台，当年出版的基督教期刊约3.6万多种，关于福音、神学的书籍1.71万多种……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察，但在这科学高度昌明、“以人为本”是世界性的主流意识的时代，基督教居然仍能保持发展到这种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其原因，首先，无论怎样，当今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经断言：“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其次，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形下，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及神职人员积极地调整宗教策略、改革宗教观念，来适应新的文化境域。一方面，他们在与各种有重大影响的非基督教的思想流派的对抗中，吸收对方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资源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积极“入世”，关注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重大事件，主动进行干预，甚至某些杰出成员以殉道者的身份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如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牧师们，从而，扩大和深化了基督教的影响。

　　人本主义的“傲慢”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浪潮构成了对基督教的直接威胁。20世纪的很多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却试图整合人文主义思想，并以此来发展神学思想。马里旦在《整体的人文主义》一书中，旗帜大张地宣扬“基督教人文主义”。布洛克则认为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并行不悖，而且还有大量的可融合点。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更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人文精神已经大大衰落，而宗教则有助于人文精神的重建。

　　当然，他们对人文主义并非全盘照收，而是深刻地揭示出人文主义内在的悖谬和外在的困境，从而彰显宗教思想的神圣性。被称为“战后最富有影响力的宗教思想家”的尼布尔对“终极信靠”的思考就是典范例子。他认为人文主义把“终极信靠”放在人身上，如“有充分教养的聪明人”，“发扬理性的知识分子”，“纯洁又有热情的青年人”，或“朴素而不会剥削他人的无产阶级”等等，但是，历史显示，这些形形色色的“终极信靠”都令人失望。“人性中没有任何生机是不会枯竭的，没有任何美德是不会腐败的”，尤其在拥有权力后，道德英雄纷纷落马。他甚至提出：“不要信靠任何的人……这世界没有任何形式的善是既无腐败也不可能腐败的。”

　　在尼布尔看来，人本主义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以此来权衡世界，如《圣经·罗马书》中指出的，“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是一条傲慢的道路，是对人性过于乐观而造成的；人文主义想用人自身来替代上帝，其结果必然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对人的崇拜”会演变为“对己的崇拜”，必然导致狂热以及同伴的相互斗争，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却落实为兄弟间相残的现实，正彰示了人“傲慢的罪”。尼布尔宣称：“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人的人是应受到诅咒的。”对于这些偏激结论，笔者并不苟同。不过，基督教思想家对人文主义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切中要害。

　　上帝也环保

　　对宗教构成另一重大威胁的是科学思想。在当代生活中，科学的影响无所不在，无法抵挡，甚至被某些神职人员讥讽为“新宗教”，但这也迫使基督教改变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教庭对伽利略的平反就是一种象征。进一步，一些神学家还试图用科学思想来支撑宗教。

　　如玛奇(Diarmuid’ O Murch)著有《量子神学》一书，力图用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量子力学”来阐释神学。这还是林林总总的所谓“科学神学”中的一种。当然，神学家们更强调的是神学与科学各有领域：科学求真，在物质世界中探索；宗教求善，在精神世界里追索价值与意义。两者既可对话，又可相互支撑。他们常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更有一些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甚至试图去解决一些当代的重大的科学问题，一些令科学家们都备感棘手的问题，如生态问题。例如，被爱因斯坦赞为“集善和美的渴望于一身”，“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的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t Sehweitzer)牧师，在1919年就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理念，尔后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他的理论，并且身体力行深入黑非洲内陆长达50年之久，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他的思想已经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与核心。

　　1960年代以来，以莫尔特曼为首的一批神学家，如美国的寇柏，德国的李德科以及汉斯·约纳斯更是大张旗鼓地鼓吹“生态神学”。他们认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宗教危机、信仰危机，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当代科学家们所提倡的“保护生态”，仍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追求，而按照《圣经》，上帝在与人类“立约”的同时，也与一切非人类的生命立约，“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一切活物立约”(《创世纪》)，在这里，人并没有被授予统治地球的权力，而只是作为上帝的代表，对地球进行保养和管理。因此他们鼓吹，必须迎接人类的第三次“复活”：耶稣降临是第一次复活，是人与上帝和解；宗教改革是第二次，是人与人和解；当前则是人与自然和解，它将导致人类的第三次复活。

　　存在主义的挑战

　　在面对非神学的并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的挑战时，一些杰出的神学思想家也试图吸纳它们，结合它们，发展和完善宗教哲学和神学。例如，存在主义是20世纪影响极为深远的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如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等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其中大多数是无神论者。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马丁·布伯等则将基督教与存在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被无神论者萨特称之为“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蒂利希(Paul Tillich)，在其《系统神学》、《存在的勇气》、《新的存在》等著作中，深入地探讨人的存在，人的超越性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神学在对人的本性的体认把握上是一致的，人的本性既表现在自由性，也表现在有限性上，这是人的悲剧性的生命结构。

　　他通过对“勇气”的发掘，将“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敞开，使伦理学范畴进入本体论的领域。他还探讨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如“焦虑”、“关怀”、以及“意向”等。他认为，必须先确立“终极关怀”，人的生存意义才得以敞开和澄明，而这种“终极关怀”指向绝对超越者——上帝；进一步，他还推论，人的基本意向就是使人与上帝相关联。

　　神甫会晤马克思主义者

　　1965年，一批拉美神甫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会晤。这是神学家们主动邀请的，试图探讨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会晤没有直接结果，但是以“解放神学”命名的一种激进神学在拉美各国成长壮大起来。

　　在这种神学理论中，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如阶级斗争、剥削、革命、压迫、人类解放、人性异化等等，并且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这种神学理论被用于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从196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各种反抗阶级压迫，反抗社会不平等，反抗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中，都能发现大批神甫的身影，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游击队神父”的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神父。“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表还有古巴神父博夫、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尼加拉瓜神父卡德纳尔、阿根廷的塞根多，其中，思想最系统的是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

　　1968年，“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开，并在会后发表声明，谴责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现行社会结构以及“制度化的暴力”，宣称“上帝差遣他儿子耶稣就是要解放所有被罪、饥饿、悲惨命运和压迫所捆绑的人们”。麦德林会议之后，许多神职人员深入社会最底层，实际有效地去帮助穷人。在这些“革命教士”的影响下，拉美各国城乡自发组织起探讨教义和社会问题的大批的“基层社团”，对拉美的社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70年代中期后，罗马教廷试图压制解放神学的“过激行为”。教廷的信理部部长拉辛格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宣称“解放神学”具有“异端”思想的危险，并且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如撤换一些主教等，使解放神学运动一度走向低潮。但是，该运动不久就恢复了生机。1984年，教廷发布了《关于解放神学若干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责解放神学“以不适当的方式搬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不能容忍的”。不过，在抗议声中，到了1985年，教廷又发布了《基督教的自由和解放》的文件，做出了明显的退让，甚至在文件中还引用了解放神学的理论观点；而解放神学的核心人物也做了一些妥协。从此，解放神学在教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