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下任美国总统会是一位杰出的领头人吗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以其思想深邃而受到大家的敬重，可是近来他的敏捷才思似乎有干涸之虞。虽然他再三呼吁“亡羊补牢，重塑美国”，但掌握美国实权的头头脑脑们（比如说议会议员以及相关行政机构的领导们）却是无动于衷。

　　对此，弗里德曼认为，民众已经先于政客们迈出了步伐，为“重塑”做好了准备。这位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在他最近一个名为《谁来告诉人们》的专栏文章中乐观地宣称：就在美国本土，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其他地方，这里的人民已经准备好了“国家重建”。然而，他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数据来支持其观点。

　　对于弗里德曼的这些有关当前大众对国家重建兴趣的断言，我认为他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我日常生活身边碰到的人们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情绪。但另外一方面，历史上的美国人民的确曾多次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当然，那需要是把美国人逼到忧虑或恐惧的绝境情况，并且有杰出的领导人来带领。以史为镜，就自然地引出我们的一个中心问题：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是一位杰出的领头人吗？抑或，他会降税、寅吃卯粮地继续赤字开销，从而实际上推行一个“看起来很美”的短视政策？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二战末期，美国的工业水平发展到了顶峰，而世界其他国家却仍挣扎于战争魔爪之下，基础设施被摧毁殆尽。故而那时的美国经济繁荣，蒸蒸日上。

　　通过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再加上言听计从的日本的协作，美国人很快协助工业世界完成了重建。

　　但从上世纪70年代后，德国和日本的制造水平很快赶上并超过了美国。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腹地的工厂变得破烂陈旧，那些老旧工业区被轻蔑地统称为“铁锈地带”。

　　但令许多美国人吃惊的是，这个国家很快起死回生，重组了它的工业资源，并且在许多高科技工业领域重归主导地位。但是，生产率的提升大部分得益于外包生产地低廉的劳力成本。先是拉美，随后是亚洲。可也就是低价劳动力的竞争，使得美国大批原来的中层产业工人无法适应行业调整，失去了工作。显然，当前不是美国政府加税的好时机，那样只能令这些工人成为调整的牺牲品。

　　于是，“看起来很美”政策成为了“时尚政策规范”——减税，赤字开支，对于长期财政责任无动于衷，同时却还维持着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昂贵的战场。

　　如今，华盛顿智库的政治分析家们日益担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经济前景。局面不容乐观：财政赤字经年累积致使美元持续贬值；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计划下，经费无着落的财务责任日益攀升，越来越多责任不能用财务量化，因而威胁到项目的长期可行性；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政策研究投资像得了贫血症，严重不足。更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胖人越来越多，肥胖症变成了流行病，这俨然成为了政治多维失衡局面的象形画。

　　可别期望国会能够对此有何举动。参众议员，这些政治野心家们只会关注眼前利益，在两年一度的选举前夕满足一下美国人民。能够立竿见影的项目总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这些长期项目则无人搭理，管它呢，议员们退休时再说。

　　正如弗里德曼在他许多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的那样，美国选民的确关心自己的未来前景。但他们只能看到微观的个体性的事项，而不是宏观的社会性的需求。举例来讲，“为了长远的国家重建而增税？”，大多数人会骂，这是哪个倒霉讨厌鬼的主意？

　　从正面角度看，美国选民中的确有积极的精神存在，这从奥巴马异军突起的现象中就可以体现。首先，他让我们发现，年轻人是可以被激励起来，积极投身于政治行动的。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和反越战运动以来，我们还未见到过大学生们如此的热情高涨。

　　其次，40来岁的中年选民（奥巴马现在46岁），他们确实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并且他们觉得正是那些“白人老头总统”把他们带到了如今这个困境。许多中年选民都希望看到政坛上的新陈代谢。

　　但是，吵吵闹闹的活跃分子雷声虽大，却不一定能成就气候。虽然美国内战前夕的种族和奴隶制问题激起了随后的政治变革，但在今天，美国的社会问题却存在于不止一处，不但复杂，而且代价高昂。如今，根本不可能指望广大民众去支持一项过于复杂的国家重建计划。

　　解决问题的魔棒将把握在总统的手中。我们美国的下一任CEO能否成功地领导民众？能否使他们认识到美国正在面临的艰难抉择——如何既能振兴国家，而又能避免巨额赤字，同时不扩大财务责任？或者，他也许会为了满足民众眼前的期望，继而进行降税并推行代价高昂的经济刺激项目？

　　我觉得，各种可能性均会存在。一向谨慎的巴拉克·奥巴马并未被自己的一鸣惊人冲昏头脑，所以还不会做出出格的举动。而共和党一方的约翰·麦凯恩，虽然同布什的前任高参走得很近，却仍保持了他强韧、独立的本色。他们都有可能对弗里德曼的悲叹做出回应，但变数未知。

　　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强有力领导，美国的衰败必将继续，而奋声疾呼的弗里德曼也将仅仅是困兽犹斗而已。(白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