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缘何误读军机事件

　　日本如要在人道方面做出贡献，可做的事情很多，为何非得动自卫队的脑筋？

　　卓南生(京都)

　　“(日本)考虑派遣自卫队”、“中国允许派遣自卫队飞机”、“停止派遣自卫队飞机、改用民航机”……

　　从5月28日至30日短短不到三天时间里，日本媒体围绕着“日本军机运送救灾物资到四川”的有关传言，竞相传达了日本国内从困惑、惊喜、兴奋至失望、惋惜乃至相互推诿责任等落差甚大的复杂反应。

　　对于此次日本宣布的军机“获准”运输物资赴华救灾，日本国内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困惑与惊讶。敏感的人士马上会联想到36、7年前时任防卫厅长官西村直已因倡议自卫队到海外救灾，而遭各方非难的事件。

　　1971年10月11日，在外国记者会上，这名新任长官以“个人身份”发表了上述主张，马上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哗然。当时，销路广大的《读卖新闻》对西村的上述构想表示难以接受。该报不相信已领教过日本军国主义噩梦的亚洲各国民众，会期望日本派遣自卫队去救灾。

　　同样，《朝日新闻》也对西村的轻率谈话表示不满，认为“将会被视为旨在替自卫队海外派兵铺平道路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自卫队获准参加国际救灾活动，是在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有关派遣法修正案以后的事。因为，在1987年日本成立“国际紧急救援队”时，出自敏感的因素自卫队被拒之门外。

　　至于日本军机之派遣海外，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也是一个禁忌。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时，日本内阁曾试图通过行政措施与命令，以救济、运送难民为名，准备派遣自卫队飞机出国。但由于遭各方反对，日本军机没有派上用场。

　　1997年7月，当柬埔寨局势一度紧张时，东京当局曾以“救出邦人(日本人)”之名目，准备派遣三架军机前往泰国应急。但由于这个决定既有违和平宪法之嫌，也不符合《自卫队法》的规定，日本官方一度举棋不定而延误时辰。不过，对东京来说，把军机送出国门的象征性意义远超是否履行“救出邦人”的任务。

　　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再回头看日本国内对此次所谓“军机赴华事件”的复杂反应，就不会感到惊奇。

　　社民党党魁福岛瑞穗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反对，但当日本记者告诉她是“应中国的邀请”时则显得有些兀然。

　　除了上述非官方人士感到困惑不解之外，一名参与自民党外交事务的议员事后表示，当初他对外务省的说明就存有疑虑，因为他相信“考虑到中国国民的感情，中国政府照理不会要求日本派遣自卫队飞机”。

　　尽管如此，在官房长官町村信孝特地召开记者会、发布北京不介意(以他之“理解”)日本自卫队飞机运输救援物资的消息传开后，日本传媒皆以头版头条新闻加以渲染和炒作。比如《朝日新闻》就指出：“中国接受自卫队支援的背景，一方面是由于地震的灾害比预想中还大，而不得不依靠外国的援助；另一方面，是两国间最近以来防卫(军事)频繁交流的结果。” 换句话说，日本媒体认为这是打破军机出国禁忌的重要一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于不少日本的保守人士来说，战后以来官方派兵海外的两大障碍物不外是：一、和平宪法的牵制与国内反对的舆论压力；二、邻国的高度警惕与敏感反应。有关前者，在日本总保守化的政治背景下早已逐步丧失；至于后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将随着军机之获准飞往北京而告钝化”。

　　然而，就在日本跃跃欲试准备派遣军机的前夕，中国明确表示求助的只是赈灾物资，而并不主张使用自卫队的飞机。这项宣布，遂使形势急转直下，东京当局也不得不宣布改用民航包机代替原已整装待发的军机。

　　在解析这项戏剧性变化的重大决定时，日本国内一部分论者将之归咎于日本媒体在安排还未进入最后阶段时就大事渲染而刺激了中国的民族情绪；弦外之音是错在日本传媒的“打草惊蛇”。

　　对此，一部分媒体表示不服气，认为这是官方，特别是官房长官町村对中国“真意”之错误解读及对当前中国“对日感情变化”估计过高的结果。总而言之，没有人愿意背起这受挫的黑锅，彼此都在推诿责任。

　　这一错误解读的黑锅究竟该由谁来背，日本的统治精英们接下来或许还会有一番争吵。不过，有一点很明显：与1971年“西村事件”发生时相比较，日本传媒已丧失了昔日舆论监督的牵制作用。当时《朝日》与《读卖》不约而同提出的尖刻质疑是：日本如果要在人道方面做出贡献，可做的事情很多，为何非得动自卫队的脑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