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江玮(编译)

　　自从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以来，共和党人麦凯恩在越战期间5年半的战俘经历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对他的这段战俘往事有不同的解读，但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则试图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忠于军队、忠于国家的战争英雄。当年那段被他形容为“糟透了”的牢狱之灾，如今成了他竭力炫耀的竞选资本，“越战英雄”的资历使他一路过关斩将，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角逐中脱颖而出。

　　在麦凯恩的自述里，他把自己描绘成饱受虐待的悲剧英雄。但在当年看守他的狱卒看来，这些不过是麦凯恩为了拉拢选票而捏造出来的故事，他为麦凯恩欺骗选民感到悲哀。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在撒谎。一段经历，两个版本，究竟孰真孰假，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而外人只能从他们各自的描述中寻找当年的事实真相。

　　1967年10月26日，我驾驶一架A-4“天鹰”攻击机在越南河内市中心1300多米的高空飞行。突然，一枚电话线杆大小的苏联导弹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很快这种导弹布满了天空。我驾驶的飞机右翼被击中，开始在空中翻转，几乎是径直向地面冲去。我被弹射出去，失去知觉，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右腿、左右手臂已经断了。

　　“你的父亲是海军上将，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

　　我坠落在河内一个名叫“西湖”的水面上，开始沉向湖底。我想那个湖大概有五六米深，我的脚碰到了湖底，当时我觉察不到任何疼痛。我挣扎着浮出水面，刚刚吸了一口气又开始往下沉。当时我身上还背着将近25公斤重的装备，我一直在水里挣扎，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右腿和手臂都使不上力。

　　这时，一些越南人向我游过来，他们把我拉到湖边，开始扒我的衣服。因为是在市区，所以有很多人围观，他们冲我指指点点，大声咒骂，向我吐口水，对我拳打脚踢。当我身上的衣服几乎被剥光时，我感到右膝一股刺痛。我坐起来看到自己的腿，忍不住叫了出来：“天哪，我的腿！”我的呻吟似乎激怒了他们，一个人掏出一支步枪，拿它顶着我的肩膀，另一个人则拿出一把刺刀扎在我的脚上。

　　后来，我被抬到一副担架上，一辆卡车载着我到了华卢监狱。当时我身上只穿着内衣，盖着一张毯子。

　　还没等我恢复知觉，我便开始接受审讯，越南人给我扣上各种战争罪行的指控。第一天审讯时，除了名字、军衔还有出生日期，我拒绝告诉他们其他任何信息。他们把我打了一顿，我当时状况非常糟糕，被他们一打就失去了知觉。他们威胁说：“你要是不开口，就不会得到任何治疗。”

　　我不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总得带我去医院。看守给我喂了点水和少量食物，水咽下去了，但食物却全都吐了出来。在接下来的审讯中，我继续守口如瓶。第四天，两个看守出现在我面前，其中一人掀起我的毯子，向另外一人展示我的伤口。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膝盖，它肿得像一个足球。我知道这条断腿很有可能要了我的命。几分钟后，一名官员走了进来。我对他说：“好吧，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会告诉你想要的信息。”他离开了，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蹲下身来，给我把了一下脉。他摇了摇头，然后说：“太迟了。”他们离开后，我又昏过去了。

　　没过多久，那名官员冲进我的房间，大声喊道：“你的父亲是海军上将。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

　　“他们以为我活不过一个星期”

　　在接下来的三四天里，我醒了好几次。他们给我输了血，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我呆在一个不算太小的房间里，但它很脏，地板上总有一滩积水。一个16岁的少年被派来照顾我。他最喜欢的消遣是坐在我的床前读书，不时打我一下，以此为乐。

　　我在医院躺了10天之后，一个北越人走了进来，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问我感觉如何，说有个法国人在河内，会帮我往家里捎个口信。我当时有点天真，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交易——如果这个人能来看我，然后告诉我的家人我还活着。

　　当时我不知道我的名字已经变成北越的宣传工具，他们对抓到我深感得意，跟很多人说：“我们抓到了皇太子。”

　　那个北越人告诉我，法国人会在晚上来看我。中午的时候，我被抬到一副担架上，被送到一个治疗室。他们试图给我的右臂打上石膏，但骨头很难被固定到一块，因为我的手臂断了三处，还有两块骨头接近断裂。他们折腾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给我打麻醉药，我几次痛得晕了过去。后来，他们把我抬到一个宽敞的房间内，里面有一张舒适的床。

　　一个小时后，一个名叫“猫”的人走了进来。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河内所有战俘营的主管。他说：“法国电视台的人快来了。”我说：“我不想有人来拍我。”但他丝毫不理会我的要求，并警告说：“你得动两次手术，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就不给你做手术。你要说，你对越南人民心怀感激，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愧疚。”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但法国人还是来了，还带着两名摄影记者。当法国人问我想给家人捎什么话时，我告诉他，我想让我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知道我正在康复，我爱他们。我的妻子卡罗尔后来见到了这个法国人，他给了她一盒录像带，这盒录像带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

　　等法国人一离开，越南人马上又把我送回那个肮脏的房间。两个星期后，我接受了腿部手术，整个过程都被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而我断掉的右臂还是无人问津，好在它后来自己慢慢愈合了。

　　我在医院待了大约6个星期，然后被带到河内的一个战俘营，我们管它叫“种植园”。那是在1967年12月底，我和另外两名空军少校被关在一起。我躺在担架上，腿脚仍然无法动弹，体重也从原来的70公斤降到了45公斤。因为没办法坐起来，我成天躺着，一天可以睡18个甚至20个小时。当时我的室友以为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但他们仍然耐心地承担起了照顾我的任务，喂我吃饭，给我擦洗身体。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我好得很快。

　　“我思考了很多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

　　1968年初，我的两位室友相继搬走。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被单独关押。我的房间很小，没有窗户，房间终日昏暗，大门终日紧锁。唯一的通风口是天花板上的两个小洞。屋顶是锡皮做的，在夏天热得像地狱。

　　我们本来每隔一天可以洗一次澡，但由于战俘营的供水设施总出问题，我们只能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至于厕所，我屋里有一个桶，每天有人来倒。

　　当你一人被独自关押，想要生存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交流。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心有所想。我对哲学很感兴趣，读过很多历史。于是我每天在脑海中回忆读过的历史书籍，思考哪个国家犯了什么错，美国应该在外交领域采取什么立场。我还试图在脑海中写书，不过那些书的水平不会比廉价小说好到哪里去。我也思考了很多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

　　你还要学会战胜不安情绪，人在身体出现问题时很容易陷入不安。我曾长过痔疮，它困扰了我三天。当时我对自己说：“麦凯恩，你从来没听过哪个人死于痔疮吧。”所以后来我尽量不去想它，几个月后，它就消失了。

　　“我甚至想到了自杀”

　　1968年6月15日晚上，我又一次被带到审讯室。“猫”和一个被我们叫做“兔子”的人待在里面。他们跟我谈了两个小时，说我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我将以战犯的身份接受审判。

　　但“猫”出其不意地问了一句：“你想回家吗？”我吃了一惊。老实说，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因为当时我得了很严重的痢疾，拖了一年半也没好，我的体重也一直在下降。

　　但我还记得我们的行为准则上写着“不要接受特赦”、“不要接受特别待遇”的字眼，而提早回家无疑是一种优待。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在僵持。

　　1968年7月4日，我的父亲成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也正是在这一天，我被带到另一间审讯室，“兔子”和“猫”都在那里。“兔子”发话了，他说：“我们上级想知道你的最后答复。”“我的答案没变，还是不。”

　　听到我的回答，“猫”怒气冲冲地把手里的钢笔折成两段。他踢倒身后的椅子，摔门而去。屋里只剩下我和“兔子”，他说：“麦凯恩，现在事情变得很糟糕。回你的房间去吧。”

　　更残酷的折磨开始了。他们把我捆了起来，带到一个没有床铺也没有蚊帐的小房间。

　　在接下来的4天里，每隔两三个小时，就会有不同的看守进来揍我一顿。我的左臂又断了，肋骨也裂了。那是我5年半战俘磨难的最低谷。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因为我觉得自己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他们要我写一份忏悔对越南人民所犯罪行的声明，我终于妥协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崩溃点，我也到了我的崩溃点。当时的处境让我觉得自己和一只动物无异。他们给我写好了招供书，我签了字。

　　签下这份文件是我在战俘生涯中最感到后悔的一件事。但北越人后来因为觉得这份文件不够好而没有使用，他们试图让我签下第二份声明，但这次我挺住了。对于打我的那些看守，我一度很恨他们，但现在我已经不恨了，我想他们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1969年10月，情况突然好转了，他们不再折磨我，给我安排了一个室友，食物也有了改善。我想这和当时一些美军战俘遭虐待的经历被披露有关，这些虐待战俘的做法在世界上激起了很大反响。

　　我们开始收到包裹，里面有别人给我们寄的维生素。我们还被允许在室内锻炼。我开始能够完成俯卧撑，仰卧起坐也能做上百个。锻炼的好处是，你会觉得疲劳，然后你能睡着。当你睡着的时候，一切都好办了。

　　“我敬佩尼克松总统的勇气”

　　那一天终于来了，我说的是1972年12月18日。这一天，尼克松总统下令实施了“圣诞节大轰炸”，那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象。当时我们被关在一个有窗户的屋子里，因此得以见到天日。炸弹扔得那么近，我们可以感觉到房子都在晃动。导弹漫天飞，警报声四起，我们欢呼雀跃。

　　我敬佩尼克松总统的勇气，虽然在“水门事件”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人们对他颇有微词。但在当时，他不得不做出很多明知道不会受欢迎的决定，比如大轰炸。我知道做这些决定很难，但他的这些决定最终换来了停火协议。

　　1973年1月底，战争接近尾声，越南人开始准备把我们送回美国。我回国后，基辛格曾告诉我，当他在河内签署停火协议的时候，北越方面表示他可以在回去的时候把我带上，但他拒绝了。我很感激他这么做，因为我也不想搞特殊。

　　我们离开的时候，战俘营没有举行任何特别的仪式。当时有很多摄影记者在场，我们上了汽车，被带到河内嘉林机场。我的老朋友“兔子”在那里等着我。他站在我们面前说：“我念到你们哪个人的名字，哪个人就上飞机，然后回家。”

　　那一天是1973年的3月15日。在这天到来之前，我一直不敢让自己产生哪怕是谨慎的希望。但是在嘉林机场，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当我走向美国空军的飞机时，我的心情简直无法言表。

　　经历这场战争后，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也因而更加感激生命。在那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事情，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为他的国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