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vid Leonhardt 　编译：洪庆明

　　下任总统面临的经济难题

　　本周，随着奥巴马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式提名，下一任总统的经济政策将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去年夏天，自华尔街银行家们被从度假地召回应对抵押信贷市场的乱局以来，美国经济从一个危机到下一个危机艰难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当下的经济局势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震荡”。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具体情形太过精微复杂而难以理解，但根本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经济已停止运转。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美国经济增长不再保证大多数家庭从这种增长中获益。有史以来第一次，经济扩张并没有带来家庭收入的大幅上涨，考虑通胀因素，如今美国大多数家庭所挣得的收入要少于2000年。对那些处于薪酬阶梯底层的60%的工人来说，经济增长仅是理论概念，而非带来一份更好的医疗保障、一辆新汽车或一幢更亮丽的房子——也就是说比他们父辈更好的生活。

　　美国人仍然在购买这些东西，但他们是在负债购买。这种债务的很大部分永远不会偿还，这就是今次金融危机的最基本原因。即便危机已过，收入停滞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不是经济唯一的严重问题，还有以雇主为基础的医疗保健体系的缓慢瓦解，以及到2011年婴儿潮一代将开始进入65岁，使政府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负担开始剧烈上升。

　　这些问题大部分并非当务之急，这就是它们何以长期以来一直未浮出水面的原因。相对于任何国家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美国目下仍然是一个极其繁荣昌盛的国家，但美国人似乎意识到忧患已存。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80%的应答者认为国家经济状况很坏，近70%的人认为会进一步变坏。这种回答接近于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最悲观的估计，同时预示着下一任总统将继承一系列严重的国内问题。

　　在竞选中，奥巴马的对手麦凯恩所表达的经济观，是共和党正统经济观的轻微调整版，减税是其核心所在。而奥巴马则提出更具体而微的建议，更少意识形态色彩。值此总统选战之期，候选人通常要遵循本党的政治光谱。对于奥巴马，他有多大程度的自由主义，尤其在经济方面，人们见仁见智争议颇大。

　　我最熟知的例证来自6月中旬，也即奥巴马任命持温和立场的前财长鲁宾的门生弗尔曼担任其首席经济顾问。劳工领袖们不干了，美国劳联-产联头头斯韦尼担忧“公司对民主党的影响”。接下来的一周，《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成员金布莱撰写了题为“永别了，新民主党人”的专栏，断定说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是克林顿温和主义的终结和老自由主义路线的回归。

　　这种认知混乱部分源自于奥巴马将自己描绘为后政党主义形象的战略。数周前，我加入他从奥兰多到芝加哥的航程，我问他的经济路向，他开始回答，但接下来就打断了自己，“我的核心经济理论是实用主义”。他说，“主要合计什么管用。”

　　当然，这并非事情的全部。调用实用主义对普通的选民作用不大。意识形态，尽管其名声时常不是那么好，但有用，因为它让人们能察知候选人如若作为总统会怎样行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力图了解奥巴马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且逐渐认定奥巴马确实有一套经济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我们完全熟悉的意识形态，而是取决于我们审视它的方式，奥巴马比许多人所认识到的更左倾和更右倾。

　　市场自律或政府管控是个问题

　　自1990年代初，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度过12载光阴，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宪法学高级讲师。这是一份兼职工作，在他开始累积自己政治生涯之时为他提供了生计来源，但也使他置身于现代美国经济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心——弗里德曼以及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哲学的大本营。据说，奥巴马与弗里德曼在芝大法学院的信徒过从并不密切；相反，他与另外一群人——即认为弗里德曼在许多方面是对的但并非一切皆对的自由主义者——交情甚笃。

　　芝加哥学派认为，由成千上万独立做决定的个人组构而成的市场，几乎总比由政府管控的经济运行更为良好。

　　在其较为极端的方面，芝加哥学派的思想自有某些缺陷。历史业已证明，自由市场在阻止污染或疯狂的抵押债券发行上乏善可陈。但在近数十年里，随着欧洲的管制经济步履蹒跚，以及亚洲走向资本主义激发起神话般的繁荣，许多自由主义者也逐渐激赏市场的美德。

　　这些自由主义者之一就是凯斯·桑斯坦，一位著作等身的法学教授，他有时与奥巴马在芝大法学院主楼大厅露天的、阳光灿烂的自助餐厅用餐。今春在这个餐厅的三明治餐会上，桑斯坦告诉我，他并不认为奥巴马作为一个老式的自由主义者来到芝大法学院，或作为一个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的支持者离开芝大。但桑斯坦和其他前芝大同僚都认为，芝加哥赋予了奥巴马的本能一副思想框架，至少使他更倾重市场。

　　在我向奥巴马求证的时候，他承认芝加哥学派思想环绕的岁月影响到了他。但他倾向于将自己的动机归因于更私人性的故事，他说他的祖母——一位升至银行副总裁的高中生和家庭的顶梁柱，对他的影响最大。“她不得不很实际地思考，你怎样赚钱？”他告诉我说，“那导致我有问脚踏实地问题的倾向。在我的性格形成时期，就存在着社会民主纲领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纲领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我认为，从这两方面问问题并力图综合两种路径对我来说实乃自然之事。”

　　在奥巴马的回忆录《来自我父亲的梦想》中，他声情并茂地叙述了他与一个肯尼亚农民的谈话，这个农民在交谈中既抱怨没有按公平份额交纳赋税的富人，也抱怨政府对咖啡种植的种种桎梏。在奥巴马的第二本著作《大胆的希望》里，他进一步发挥道：“里根的中间道路观——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已变得自满怠惰和官僚主义，民主党政策制定者更热衷于限制经济馅饼而非让那块馅饼长大——包含着相当多的真理。”

　　部分地信奉里根经济政策是奥巴马后党派外表的典型表征。以一句圆滑的语句，奥巴马驱除了老自由主义者，使自己与比尔·克林顿的中间道路主义者结成盟友，并通过回溯至今仍广受欢迎的保守主义偶像人物而与保守主义者结盟。然而，词语仅具有表面意义。与许多其他的民主党人相比，奥巴马只是更坦然于自由放任经济学显见的成功。

　　这是一个有用的标签。今天的民主党人舆论已使该党进一步左倾，而在诸如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奥巴马显然愿意比许多其他民主党人更具侵略性。从这个立场上，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然而，他也说过，他认为里根主义的重要部分值得保留。因此，他的政策包括：创立一套政府计划以应对市场失败之处，但同时力图在此计划框架内发挥市场的动能，这又使他看上去像保守的民主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