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两次危机相反，美国本次更多地采取了‘自我救赎’而非‘转嫁危机’的方式。导致这一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恐怕不是美国的道德觉醒和霸权自律，而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深刻改变。

　　次贷危机风暴下，美国政府再度出手，宣布接管“两房”。解读尽管有很多，但从本质上说，这一举动是美国维护其金融霸权的一次自我救赎。

　　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已是事实。如果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1944年作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元年，那么迄今这个霸权已经存在了64年。64年来，这个霸权曾面临过两次严重影响其地位的重大危机。

　　第一次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面对各国争相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美国的应对之策是尼克松总统断然宣布中止黄金和美元挂钩。最终，美国以拒绝履行协议和义务的方式度过了此次危机。由于发生于西方各国需要美国安全保护的冷战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瓦解了，美国的金融霸权不仅没有随之消亡，而且不再受任何刚性约束。

　　第二次危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元汇率的急剧升值。彼时，美国出口受阻，制造业衰退，承受巨量贸易逆差。美国政府的解决之道，是于1985年和其他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订立了“广场协议”。作为霸权国，美国以逼迫日元等主要货币大幅升值的方式来缓解其面临的经济困难。以日元在短短三年内升值86%以及整个1990年代的衰退为代价，美国再次得以安然而退。

　　纵观两次危机，不难发现美国主要采用了向外部施压、而非内部调整的处理方式。换言之，把危机的成本通过种种方式对外输出并成功转嫁。而且，处理的手段也不甚光彩——如果第一次的解决方法类似于无赖行径，那么第二次则堪称强盗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危机中美国却更多地采取了“自我救赎”的方式，用宣布注资2000亿美元以拯救“两房”的非常行为，试图重塑世界对它的信心，并延续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身份。

　　导致这一变化出现的最根本原因，恐怕不是美国的道德觉醒和霸权自律，而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深刻改变。这种格局的变化在我看来，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美元关键货币地位的逐渐丧失。美国金融霸权的最主要载体，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元。借助美元，然后通过掌控美元汇率，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霸权的角色。现在的问题是，美元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不可否认，美元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但欧元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储备货币，正不断蚕食着美元的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历次《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清晰地记录了美元和欧元的这种此消彼长。从趋势上看，世界货币的双核时代已然向我们走近。美元不仅在作为储备货币的重要性上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其作为结算货币的功能也在缓慢减退。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最生动案例，是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巴西和阿根廷两国政府决定放弃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

　　另一方面，美国需要世界甚于世界需要美国。目前，美国要依靠向世界借债才能维持其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美国可交易的国债中，有接近一半是由外国购买的。一旦外国政府停止购买，美国政府或将停止运行。非但如此，以往世界几乎是单向地享受美国霸权所提供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便利，理应要分担一部分成本——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由于受迫。全球性危机到来时，其他国家所付出的成本可能更大。现如今，正如次贷危机所揭示的，美国不仅没有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之锚，反而成为全球金融动荡之源。

　　如此变局下，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能力自然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已失去了转嫁危机的底气。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把它的问题当成是世界的问题。当全世界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勇于拒绝之时，美国就无法逼迫其他国家为其行为及其后果买单，而只能依靠自我救赎来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以及美国回归自我救赎都是历史性的事件，它提供了一个让全世界重新审视美国金融霸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机会，并且很可能预示了一个金融霸权的结束。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和美国也许将恢复到一个平衡和对等的正常状态，至少在金融领域如此。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