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在国家危难之中把奥巴马塑造成一位超人，似乎世界正在等待他的拯救。麦凯恩看上去虽然更具“超人”履历，却要把自己变为“公仆”，相信社会最终会拯救破产的政府

　　在刚刚结束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72岁的麦凯恩正式接受了本党提名。他的提名演讲并未受到媒体的佳评，甚至主流意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被他捧出的新星佩林喧宾夺主。但是，人们大多忘记：士气涣散、声名狼藉的共和党至今居然在大选中还可以一战，全有赖于麦凯恩的个人品格策略。

　　麦凯恩以讲述越战经历而结束其提名演讲。不过，他所强调的不是他个人的勇气，而是这种“勇气的限度”。

　　他是在负伤的情况下自报奋勇地执行最危险的飞行。他经常超越命令冒险低飞来捕捉战机。那天起飞前，大家还告诉他小心点，他则不屑地说：“不必为我担心。”结果，他被击落而成为战俘。他坦率地承认，到此为止，他一切行为都是逞个人之勇：自己是个超人，无往不胜，没有受不了的东西。

　　但是，在被击落后，他双臂负伤、全身不能动，在没有适当治疗的情况下被扔到牢房中，已经奄奄一息，是在两位同牢的美国战俘照料下生存下来。当越方知道他父亲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时，提出提前释放他。当时狱中的美军战俘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先来谁先走。麦凯恩知道有位战俘早于他进来，因而拒绝先于难友被释放。结果，他又呆了四年，并经受了更严酷的折磨。最后，他因忍受不了酷刑而精神崩溃，写了悔过书。

　　当他回到自己的牢房时，内心充满了羞耻，觉得自己是个叛徒，无颜再见难友。这时，隔壁牢房的一位战俘通过狱中发明的敲墙声音符号告诉他：不要责怪自己，没有人指望一个人能扛得住这样的折磨。你可以被击败。只是你现在要把自己振作起来再次抗争。于是，他已经崩溃的精神又一次复苏了。

　　麦凯恩最后说：“这种经验彻底改变了我。我知道个人不管多么了不起也是有限的、无助的。我不认为我是个可以拯救国家的超人。恰恰相反，每一次紧要关头，都是我被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拯救。我竞选总统，是要作为仆人为这个国家服务。”

　　在这里，他技巧地把规范个人行为的道德哲学指向了规范政府行为的政治哲学，虽然他对后者并没有直接阐述。这种政治哲学是：一个政府就像一个个人，不管是多么了不起，其能力和品德也是有限的。不要指望着政府来拯救社会。恰恰相反，每当政府陷入危机时，总是靠社会来拯救政府。

　　这也把共和党的政治信条和民主党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民主党像相信一个超人一样相信有效的政府。“新政知识分子”们的典型信仰是：精英人士进入政府，依靠自己的专业训练和知识更有效地解决国家的问题。因此，应该把资源通过税收从社会转移到政府中，靠专家们来进行再分配。共和党则认为，政府里不管有多少聪明人，其智慧和力量也比不上社会。因此，应该把资源尽可能留给社会，相信这个伟大的社会能更好的使用这些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资源。

　　在一个高度科层化、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忘记了政治是需要美德的。麦凯恩所要体现的，集中了西方文明中罗马和基督的两个面向。

　　罗马的美德强调的是个人荣耀。麦凯恩年轻时爱读吉本的《罗马帝国的兴亡》。吉本就指责基督教软化了这种罗马人格，使罗马帝国的贵族和公民变得不堪一战，最后导致了衰亡。

　　基督教则把这些个人英雄主义看得一钱不值，宁愿把钱施舍给那些被视为最没有价值和荣耀的穷人。麦凯恩意图表述的是他这个“罗马英雄”在监狱中领略到个人之软弱，因而不断祈祷，最终领悟到谦卑的价值。

　　罗马社会如同一个超级斗兽场，弱肉强食，那些最强、最勇的人成为领袖，他们把公共服务视为个人荣耀的阶梯。但是，这种个人的品格总是有限的。几个无能的皇帝就能使不可一世的帝国陷入危机。而基督教则看到了这一斗兽场中最终的胜者的有限性。

　　美国总统也许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永远有个限度，永远不应该高于社会，更不要觉得使用这种权力就可以拯救人类。民主党在国家危难之中把奥巴马塑造成一位超人，似乎世界正在等待他的拯救。麦凯恩看上去虽然更具有“超人”的履历，却能通过这种“超人”的经验所造就的谦卑把自己变为“公仆”，相信社会最终会拯救破产的政府。

　　如今奥巴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仍然不能轻易击败拖着布什政府不堪之政绩的麦凯恩。这里的一大原因，还在于麦凯恩意图展示的他的这种“人格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