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钱’的收支相对比较透明、规范，但容易导致候选人倚重一批募款‘打包人’。而在立法禁止两党收取‘软钱’之后，‘软钱’却又开始流向可影响公共政策的免税民间组织。

　　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在很多方面是创纪录的。例如，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选举。截至2008年7月，两党候选人筹集到竞选经费累计已超过10亿美元，奥巴马一个人募款额目前已经超过4.5亿美元。这难免会让人再次思考钱在选举中的作用。

　　美国政治制度的批评者常常指责昂贵的竞选劳民伤财，是有钱人控制的虚伪游戏。这类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95％的美国议员在其竞选中都花费了较其对手更多的经费。历史记录表明，只要你能花费比竞争对手多4倍的竞选经费，你就一定能够当选。

　　1777年，美国建国后的第二年，美国宪法起草者、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选举中失利。他宣称失败的原因是他拒绝贿选。此事可能是美国政治中最早的金钱影响选举的案例。有时，金钱用得相当“嚣张”。1830－1832年，由于杰克逊总统反对美国第二国民银行，该行就投入数万美元，试图阻止杰克逊连任。

　　对此类腐败现象，有识之士当然不断试图加以改革。但直到1971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联邦选举竞选法》，要求候选人公布选举资金收支情况。“水门事件”后，美国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并开始向候选人提供公共财政支持。

　　自此，竞选经费有了“硬钱”和“软钱”之分。

　　所谓“硬钱”，就是直接捐助给候选人的资金。前述候选人筹集到的10亿美元，即为“硬钱”。《联邦选举竞选法》管制的是“硬钱”。目前，法律禁止外国公民和组织向候选人捐款；禁止企业和工会捐款；每位美国公民在一次选举中为某一个候选人捐款的数额不得超过2300美元（此次大选的数字）；向所有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10.82万美元；代表利益集团、企业特定利益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候选人捐款数额不得超过5000美元。与此同时，候选人必须每月向FEC申报自己募款的收支情况。在FEC的网站上，访问者很容易可以查到这些资料，包括每一个捐款超过200美元的捐款人的个人信息。

　　总体来说，“硬钱”的收支相对比较透明、规范，但仍然有其问题。由于筹集“硬钱”只能依靠个人数额有限的捐款，不愿意守株待兔的候选人常要倚重一批募款“打包人”。这些人通常是企业老总、经理或社区领袖，他们常常通过举办筹款晚会等形式为候选人带来大笔捐款。以今年为例，奥巴马在法律界拥有80名“打包人”，为其募得近1200万美元；其次是证券业的56名“打包人”为其募得近1000万美元，再次为影视娱乐、IT业。而麦凯恩的“打包人”最集中的行业是证券业，其次是房地产业、游说业等。

　　毋庸置疑，“打包人”出钱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回报，或是人事安排，或是政策支持。2000年总统大选中，布什团队将“打包战略”运用得非常成功。他们将筹款10万以上的“打包人”称为“先锋”。布什当选后，在其政府中任命了104名“先锋”，占到“先锋”总数的40％以上。在一名建筑商“先锋”的要求下，布什甫一上任，立即废除了前政府有关污染严重的建筑企业不得参与联邦政府项目的规定。

　　2007年7月，多年支持民主党的“打包人”、华裔美国人诺曼·徐被揭露出系美国加州逃犯，涉嫌欺诈，成为此次大选中有关“打包人”的最大新闻。希拉里阵营为避嫌而退还了诺曼·徐筹集的85万美元款项。

　　对“硬钱”的监管趋于严格之后，大选中的“软钱”的问题随之突出。2002年以前，“软钱”是指捐给两大党全国委员会的经费。这些钱不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监管范围之内，没有数量限制。两党除了将一部分钱直接拨给候选人外，将更多的钱用在广告、组织选民上，成为竞选的一个重要而又不受监督的部分。

　　长期以来，麦凯恩是一个倡导监管“软钱”的主将。2002年，美国安然公司破产后，人们赫然发现该公司长期通过“软钱”影响国家能源政策。此事推动了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又称《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的通过。法案禁止两党收取“软钱”。

　　可是麦凯恩堵住了政党的漏洞，“软钱”却开始流向所谓“527组织”（美国税法527条规定以影响公共政策为目标的免税民间组织）。这些组织的广告虽然不能直接宣称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但其广告的倾向性极其明显，往往也只差说出那一句话而已。2004年大选中，一个叫“快艇老兵寻求真相协会”的527组织连续推出广告，质疑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越战神话”和诚信，成为压垮克里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谓527组织影响大选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