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永清

　　1998年，国家大剧院正式批准立项，这座中国人梦想了40年的国家大剧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大剧院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区，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离天安门500米，四周环绕着一系列代表国家政治、文化的建筑物，它应该很“传统”、很“中国”。然而保罗·安德鲁的中标方案，却打破了人们心目中既定的想法：建筑采用椭圆的构造，四周以人工湖环绕，椭圆表面用钛金属板与玻璃做成透明的效果。方案一出，各方人士褒贬不一，赞赏者说它是“一颗浮于水面的明珠”，而反对者则戏称其为“蛋”甚至“坟墓”。

　　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保罗·安德鲁这样回答道：“我不介意人们认为它像蛋或者坟墓，就随他们去想象好了。当你设计、建造出一个建筑，让人们去参观、去欣赏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这个建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不是建筑师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设计是创作，而自由是最重要的，如果表达的不是设计师的意愿，就不会是好设计。”

　　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一出台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核心正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传统问题。对待传统，保罗·安德鲁的态度是“干脆把它逼到一个危机的边缘”。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时代，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重复旧有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行为只会阻碍发展。

　　安德鲁说：“中国的建筑界一直存在‘传统’与‘现代’之争，问题是如果对传统很了解，那建筑师就应该知道要什么，反过来说对传统不了解，建筑师也可以放开想象的空间。最麻烦的是对传统一知半解，既体现不了传统，又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创新。其实，建筑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这种共性，才是最重要的。”

　　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是法国人。他是在29岁的时候因设计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一炮而红的建筑大师。而真正让这位法国建筑师与中国结缘的，是他在中国三大城市的4件作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体育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北京国家大剧院。在国人眼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是一个包容五洲四海的梦幻世界，广州体育场则是深色山峰背景下的海市蜃楼，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又被说成是一朵悬浮在空中的白玉兰花。然而国家大剧院保罗·安德鲁的设计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好在历史是在一直向前演进的，也许，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至少让中国人窥见了一个没有想象限制的未来，并有可能成为这个未来的代表性符号。

　　也或许，一个天才的想法在最初总是不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正如当初艾菲尔铁塔落成时，“钢铁怪物”的形象压在几代法国人的心中，而卢浮宫入口的透明金字塔，也让法国人认为自己为之骄傲的艺术尊严扫地。如今，一颗“蛋”似的国家大剧院要来挑战中国人的审美与趣味了。

　　建筑师：霸占了你生活的职业

　　1938年安德鲁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冈戴昂，毕业于法国高等工科学校、法国道桥学院和巴黎美术学院，这都是法国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专业学院。1967年在他29岁的时候，设计了圆形的巴黎查尔斯·戴高乐机场候机楼。

　　所有关于安德鲁的简历都是这样展开的，没有太多冗长的叙述，就像安德鲁本身和他所代表的设计风格，简洁，实用。戴高乐机场的成功让“保罗·安德鲁”这个名字的价值一夜之间提升了百倍，他从此成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凭借着这个来自艺术之都的崇高的认同，他先后参与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日本等国际机场，蜚声海内外。

　　从来都没有横空出世的天才，事实上选择建筑并非由于热爱或者了解，年仅22岁的安德鲁只为某些极为简单的原因就投身了这个行业。安德鲁的父亲是位数学老师，他一直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早先安德鲁学习物理，后来却爱上了绘画，但他明白，父亲若知道他想当画家，一定会气炸的。因此，安德鲁选择了建筑，“因为我喜欢画画，当然我也擅长物理。”

　　“现在看来，22岁的我似乎做了件大傻事。”如今的安德鲁回忆起当年的抉择有那么一丝丝的遗憾，虽然已是功成名就，然而他还是忠告说：“对于那些不确定要做什么，只想以最快方式赚到最多钱的年轻人而言，建筑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这是一个占据了，甚至可以说霸占了你的生活的职业。”

　　安德鲁30岁时获得国家建筑师文凭，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多年来，安德鲁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国：与人合作的法国巴黎“新凯旋门”德方斯的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中国广州新体育场…… 当然，最多的还是飞机场。

　　然而没有人知道，每一次当飞机在安德鲁设计的机场起飞、降落的时候，他的心情并非人们所预料的自豪或者欣慰，相反他内心总是忐忑不安，“很不平静，我总担心自己有什么没做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安德鲁敏感的一面，而当他的担心、忧虑变成现实时，安德鲁却不再有惯常所展现的自负、执拗，变成了一个悲伤、内疚的老头。

　　国家大剧院备受争议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许与戴高乐机场的坍塌事故有关。建筑物塌了，这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打击是致命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安德鲁恰巧在北京乡下度过，那里没有通讯信号。当他进入城区的时候，便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

　　“请你告诉我那幢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安德鲁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你是谁?”

　　“我是电视台的，快告诉我们怎么会出事的?”

　　“什么?”

　　记者激动地嚷道：“……我说的是真的，他们死了，死了!”

　　“哦，天哪!”安德鲁一下子懵住了。就这样，他得知戴高乐机场坍塌的不幸消息。“这一切实在太可怕了。你从没想过自己设计的建筑会成为杀手，你甚至不能理解这一切怎么会发生。我的设计已通过各项测试，我知道那不是我造成的，但技术专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我返回戴高乐机场，那一刻，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试图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但对我很难，可以说，至今我也没有恢复过来。”

　　讲到这里，安德鲁不停地变化他的手势，双手合掌，十指相扣，难掩内心的紧张。“我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噩梦?可是……可是……”他的话音开始颤抖。眼里噙着泪。建筑会霸占你的生活，这是安德鲁自己讲过的话，它霸占了你的成功与失败，也相应的霸占了你的喜怒哀乐。

　　4年前安德鲁65岁，正是退休的年龄，他离开了自己服务30多年的巴黎机场公司，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家小公司。每月往返于巴黎与北京之间数次，即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恐难以负荷，何况是这年届七旬的老人？

　　那种令人惊异的充沛精力大概源于对建筑的真正痴迷。“当看到我的建筑从图纸慢慢变成实体，并吸引着人们走进去时，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安德鲁说，“建筑就是这样，它创造欲望，让人想驻足观看，并为之停留。”

　　国家大剧院是最重要的建筑

　　“水母”还是“巨蛋”？

　　这是法国媒体和中国人对国家大剧院不同的比喻，真叫人有些啼笑皆非。不过保罗·安德鲁倒是乐意对此作出选择，他自己也和中国人一样比较倾向于“巨蛋”的叫法，因为他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 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

　　安德鲁跨入这个“大剧院风暴”源于10多年前刊登在《ChinaDaily》上的一则文章，政府决定竞标国家大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上海，我和合作伙伴达米基叶讨论了那篇文章的内容。我说，我们应该参加这个竞赛，这将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会学到新东西。他非常同意我的意见。竞赛之初，我从没期望我会赢。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通过了竞赛第一轮，应该能过第二轮。最后过了四轮这表明我们远不止是机场专家。如果我们没有参赛，那才是真的失败。”

　　在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要关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 ，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对于大剧院，安德鲁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一个月去一次工地。退休后的两年里，他都自费从法国飞到工地。为了从不同地点与角度拍照，安德鲁几乎走遍了长安街。一有时间，他就登上景山，或到紫禁城最高的平台上去看大剧院的外观。安德鲁十分明白大剧院所坐落的北京中心，是中国人价值观的诞生地，它花费了他10年的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然而，在一个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国度里，年迈的安德鲁还是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来自那些对大剧院的设计嗤之以鼻的人们，也来自政府变更的决策。

　　刚开始安德鲁也很容易动气：“看到媒体上报道我的消息，我就问我的助手那是正面的还是批评的，如果说是批评的报道，我会生半个月的气。”那些日子他像是陷在解释的漩涡里，“东方人跟西方人真的很不一样，比如，当看到大剧院音乐厅的穹顶上那些我亲手做的浮雕时，芬兰总理会赞叹说‘那太美了’，而来自韩国的官员则会问我‘那是代表中国的长江吗’ ——东方人习惯一事一物都要找出意义和解释，这点和西方人有很大差异。”

　　现在，安德鲁说他已经不再在意那些批评了，因为只要看到他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就像看到一个梦想慢慢变成现实，再怎么累也觉安慰：“我越看就越喜欢这个大剧院，我想它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了，我甚至想在它跟前盖一所房子，让我可以住在里面天天看着它！”他说话时悠然神往的样子像顽童。某天，一位友人搭乘出租车去国家大剧院，司机不知道“国家大剧院”的位置，友人打手机问安德鲁，他在电话那头大声说：“你告诉他，就是那个‘巨蛋’(thebigegg)，他肯定知道的！”

　　安德鲁说：“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有许多是跨越国界的、全人类的东西。每个国家的建筑都要从其他国家的建筑艺术中学习、借鉴，自己的艺术也会为别的国家所借鉴。对业主的意见，不能简单、机械地迎合，而要抓住其精髓，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你的方案出来之后，才会令对方恍然大悟似的回答‘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像是一个小伙子对别人描绘他未来妻子的模样：棕色头发、蓝眼睛、小巧玲珑，而最后他却与一个金黄头发、黑眼睛、身材健美的女孩结了婚。为什么？因为爱情。原来的想象没有爱情，只是一种憧憬、愿望而已。”

　　曾经安德鲁也想要按照委员会当初对设计方案的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来做他的设计，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被苦苦地禁锢住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今天，每一个出入国家大剧院的人还是会对安德鲁的作品议论纷纷，观众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显得非常好奇和激动，连声夸赞大剧院“实在太美了”，另一些人却仍旧抱持怀疑，甚至说“他到底设计了些什么啊”。

　　面对这种情况，安德鲁总会拿出他的同行，那个当年在法国因为设计了卢浮宫前的金字塔而遭受骂名的贝聿铭来调侃、宽慰自己，仿佛有些同病相怜的味道，“我想争议正慢慢结束，至少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议论会慢慢走向正面。当年贝聿铭在卢浮宫前的金字塔也曾遭受过众多非议，还有很多法国建筑师写信给政府反对那个建筑，但现在，大多数人却认为那是个杰作。我想大剧院亦如此，需要多给它一些时间，相信假以时日，人们一定会接受它，并且欣赏它。”

　　安德鲁说中国文化自己恐怕永远也不敢说懂了。他曾读过有关老舍的一本书，讲老舍在英国伦敦和在北京的生活。这本书在安德鲁的头脑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北京人的生活场景：人们安逸地生活着，天上鸟儿在飞，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安德鲁认为“这场景很传统，但其实也非常现代。”

　　在中国近10年，对于安德鲁来说是人生中太过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他很快乐地宣布说，“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可在别人眼里，他或许仍是个十足的“老外”——问他有没有学会说中文，他答“大约25个词左右”；问他喜欢吃的菜，西餐永远是首选；甚至这个懂酒爱酒的波尔多人，在提到中国的茅台时，仍会皱着眉头说“还是受不了”……

　　中国文化对人的熏陶从来都不是侵略性的，这种熏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安德鲁。“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至少我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我是容易发火的人，有时还会大吼大叫，但现在不会了，我从中国人身上懂得了克制，当然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有时还会说，你脾气太坏了。我则对他们说，我已经柔和许多了。”

　　每天晚饭后，如果有时间，安德鲁会沿着紫禁城外的护城河散散步，看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在河边聊天，漫步或钓鱼的情景。看着紫禁城朦胧的灯光，他会由衷赞叹：“那光线真美，不是吗？看着“筒子河”里摇曳的树影，他会屏息静气：“ 比起建筑物本身，我甚至更喜欢这些倒影，因为它们是动态的，充满变化，让人着迷……”

　　我相信在我们看到的国家大剧院里，安德鲁已把一种“骨子里非常中国的东西”融入他的设计语言，所以才会有剧院外那一泓护城河般的方形水域，才会有那两扇酷似中国古老城门的剧院大门，才会有剧院内外那20多种深浅不一的红，才会有歌剧院穹顶上蜿蜒盘踞的“龙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