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绝非铁板一块，不仅是表现在麦凯恩等个人身上。正所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从更普遍的意义来看，美国两大政党内部都有一系列意识形态有所不同的派别。

　　基督教右翼是美国近三四十年上升很快的一股保守力量，其中最活跃的包括福音教派、五旬节派等。基督教右翼从宗教信仰出发，支持保守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理念。例如，在社会问题上，他们反对离婚、堕胎、同性恋、安乐死、甚至反对避孕；在宗教与政府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强调截然的“政教分离”是不可能的，美国是一个基督徒建立的基督教国家；他们支持在公立学校组织学生祈祷，把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看作“上帝的选择”；在经济政策上，由于基督教右翼组织能力强，在选举中投票率高，因此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另外一支社会保守派在社会问题上与基督教右翼观点相近，但是他们是从美国传统而非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的。社会保守派致力于保持美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工业化之前的传统。一般人认为，里根、布什等人都属于社会保守派。他们对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也特别担心，除了移民引发的安全和经济问题外，社会保守派实际上特别担心的是所谓美国特性被移民冲淡。因此他们也对宣布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等话题特别重视。

　　自美国内战以来，共和党传统上与美国东北部的制造业大资本关系密切。很自然的，这股亲资本的力量会特别关心经济和金融政策。20世纪20—30年代，羽翼丰满的美国制造业企业主逐渐发现，实施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主义比保护性关税更有利于自己。这一变化导致了我们前文曾提及的“象脑”的大转变。并由此在共和党内形成一股强大的“财政保守主义”力量。他们主张全面减税、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将美国社会保障账户私有化等等。克林顿时期叱咤风云的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即被看作财政保守主义者。

　　布什八年的总统任期，让共和党内另一个派别迈上了影响的顶峰，随后他们又重重地跌了一跤。这就是所谓“新保守主义”，或称“新保”。60年代，一些纽约的左翼犹太知识分子因为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向右转”，形成了今日的“新保”。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上，单边主义与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是他们思想上最显著的特征。一场伊拉克战争让他们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也让他们深陷泥沼，未来走势不明。

　　当然，更多的共和党人在国家安全议题上持相对温和的现实主义观点。整体而言，共和党内有一大批人关切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更赞成用传统的同盟、多边主义等方法达成目标。目前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可能选择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Chuck Hegel)担任其竞选搭档的传言甚嚣尘上。哈格尔在美国就是一个精通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资深议员，被一些人归类为“国家安全导向”的共和党人。

　　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国家的派阀政治、派系政治不同，美国两党的派系都没有固定的组织、也很难给把这些派系精确地套到政治家头上。这些分类，代表的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不同面向，是政治学者按照美国政治中的思想、主张所作的归纳。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往往是几个派系的综合体，如比较强烈的财政保守主义与比较温和的社会保守主义的结合，或者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持中立场的结合等。我们熟悉的多数共和党人正是如此。除了目前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之外，过去的共和党总统如尼克松在外交和经济上不那么保守；老布什则在社会问题上比较温和。前国务卿鲍威尔、现任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前纽约市长(也是今年共和党候选人之一)朱利安尼等人，则普遍在财政问题上比较保守，但在社会问题上比较温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则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他们在经济、社会议题上持保守态度，但又反对基督教右翼对国家的看法，不主张政府在社会问题上直接插手推动社会的保守化。

　　由于新保守派在过去8年中受到伊拉克战争的牵累，也由于麦凯恩并不全然是里根保守主义联盟(社会问题上的宗教右翼、财政保守派、外交上的新保派构建的保守主义硬核)的成员，这次大选有可能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次重组，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长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