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挪威与和平奖

　　在诺贝尔所设5项奖中，唯有和平奖不是授予具体科学领域，而且，作为瑞典人的诺贝尔唯独将和平奖的评审和颁奖设在挪威，颇为奇妙。人们很难想象到，和平奖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诺贝尔对一个女人的浪漫情愫，而设在挪威则是因为盟国情谊和文化偏好。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出色的商人，生活中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性格内向甚至有些羞赧和孤独，一生都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43岁那年，他在报上刊登广告称“一位富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大龄绅士欲寻成熟、精通语言的女士为秘书并掌管家务”。后来成为奥地利著名女作家、和平主义者的贝尔塔·苏特纳前来应聘，然而此时的贝尔塔拜母亲所赐，满脑子是虚荣与贪婪——母亲嫁给比自己大32岁的丈夫只为获得一个男爵夫人的身份，然而父亲去世断了他们母女跻身上流社会的后盾——阿尔弗雷德的广告让贝尔塔心花怒放。1876年阿尔弗雷德在巴黎火车站迎接贝尔塔，但是这位孤僻、老气横秋的富翁让她大失所望，一周后，她便离开了他并跟着贵族出身的情人私奔。然而一周的相处，阿尔弗雷德一直紧闭的心门被聪明美丽、善解人意的贝尔塔打开了，他们无所不谈甚至谈到了和平与裁军问题，阿尔弗雷德深受启发，把贝尔塔当作知心朋友。当她远走嫁人后他还一直与她保持几十年的书信联系，并给予她经济资助。多年后，经历了几次感情挫折的贝尔塔在浮华落尽后重操写作旧业，1899年《放下武器》出版，当时欧洲军备竞赛如火如荼，该书中流露的和平主义正逢其时，暴风骤雨般的评论把贝尔塔推上了坚定和平主义者的道路。1891年，奥地利和平协会任命贝尔塔为主席，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和平大会的女性代表，并在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上大谈和平。在贝尔塔的影响下，阿尔弗雷德越来越为自己发明炸药对人类和平造成的潜在威胁感到不安。1888年他的哥哥去世，一家法国报纸错发了阿尔弗雷德的讣告，将其描述为“死亡制造商”。这些无疑影响了他在遗嘱中提及为促进和平进程的个人和组织设立奖项的举动。

　　1899年，阿尔弗雷德在意大利逝世，他留下遗嘱，将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当时约合920万美元)作为基金，基金投放于低风险的投资领域，以其每年的利润和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及和平5项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或组织。按照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评奖程序定在瑞典邻国挪威进行。挪威获此殊荣，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挪威与瑞典曾是“共主盟国”(自1397年到16世纪，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共同拥戴一个君主，称为卡尔马联盟)，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本人深深仰慕挪威文化，但挪威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远远不如瑞典，文学发达却缺少组织评奖的学术机构，最后只剩下和平奖可以留给挪威了。在阿尔弗雷德看来，当时尚未独立的挪威没有瑞典那样穷兵黩武的经历，因此比瑞典更适合设立评奖委员会。而挪威议会从1814年成立以来一直尝试着通过调停和仲裁来解决冲突，为此组建和平奖委员会的权力被授予了挪威议会。

　　百年来争议不断的和平奖

　　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除了中间有19年未颁奖外，和平奖已经走了百年长路。评委会在每年9月至次年1月31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诺贝尔和平奖推荐人选。从2月1日开始，评委会开始对所有人选进行筛选，经过数月商讨后确定获奖者，然后在10月中旬一个星期五公布当年的评选结果。和其他奖项相比，和平奖有更多的争议性，从挪威议会掌握着评奖委员会人员任命的权力到挪威评委会所秉持的评判立场和价值标准，一直是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

　　阿尔弗雷德授权挪威议会组建由5人组成的评委会，挪威议会则尽可能把委员会人员组成当成反映议会内党派实力强弱的晴雨表，并规定委员会成员任期6年、可连任。在早期阶段，评委会一度被挪威国会议员和政府阁员充斥，首届委员会由首相、外长、议员和法学教授、诗人组成，这使和平奖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受制于挪威官方意志的质疑。1936年和平奖颁奖前夕，政府工作人员被禁止担任委员会成员。1977年出于对评委会独立性的尊重，现任国会议员也不得当选委员会成员，同时名称由先前的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改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摆脱了政府意志支配的嫌疑后，和平奖又面临着选择标准的争论，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地区冲突不断，尊重人的基本价值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平奖不断陷入关注点不同和价值观错位的尴尬，从圣雄甘地落选到一系列人权活动家以及为推动本国民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客当选，和平奖频频遭受“违背诺贝尔遗愿”的非议。

　　每年出炉的和平奖，基本是对当年全球危机的一种反映，但在纷繁的危机中，其入选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和平奖委员会立场和关注点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挪威这个北欧小国向世界表达其国际立场和姿态的一种途径。每年和平奖评选结果公布前，各路人马都会对评奖委员所流露出的只言片语进行深浅不一的揣测。就和平奖而言，获得提名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一旦获得提名者或最终入选者触痛了某些权力机构的神经，其背后的公关游走便不可避免。印度圣雄甘地可谓20世纪和平理念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都在实践其“和平、非暴力”的理念，自1937年起他连续多年被提名为和平奖候选人，然而此时的英国仍未适应其殖民地位不保这一现实，借助和平奖委员会仍受制于挪威官方这一弱点多方游走力阻甘地当选。1947年印度赢得独立，挪威议员再次提名甘地为候选人，可惜当时处于二战之中，挪威流亡政府迁至伦敦，时任委员会委员有两位分别为流亡政府外长和成员，甘地落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今年阿赫蒂萨里当选，再次向世人证明呼声很高与最终得奖擦肩而过的几率是如此之高。2006年化解雅加达与亚齐30余年恩怨情仇的他作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却在孟加拉“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及其创办的乡村银行面前败下阵来，此次他却战胜了有“欧洲最勇敢女人”美誉的车臣维权律师尤苏波娃。对于尤苏波娃的落选，俄罗斯人权活动家们指责“评奖委员会在与克里姆林宫拉皮条”，认为“消除地区压迫”与乡村银行消除地区贫困一样，对于促成持久和平至关重要。对此，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回应说，他们希望阿赫蒂萨里的例子将会有助于阿富汗和斯里兰卡地区争端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