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RAIGRICHARDSON译者管锥

　　多数经济增长问题专家认为，法治(可靠的财产权、契约的执行、不偏袒某个组织和个人)乃繁荣的重要前提。但在 多数人眼中，中国是个例外。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约4000万中国农民的土地被征作商业开发用途，而且只获得很少赔偿。在美国华 盛顿的“财产权联盟”(PropertyRightsAlliance)去年制定的“国际财产权指数”中，中国在70 个国家中排行第46，排在哥伦比亚之后。在《华尔街日报》2008年“经济自由指数”中，中国大陆排名也很靠后，在165 位中排行第126，并且在财产权方面的得分最低。

　　然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外国直接投资被源源不断注入，从1990年的20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900亿美元 。这就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为什么外国投资者要冒着没有可靠财产权的风险来投资中国？中国有何特别之处？

　　答案就是，中国并没什么不同。它的经济增长依赖一个安全等级不同的财产权制度，根据财产所在位置及财产所有人 ，财产权被分成3个等级：农民受到的保护最少，城市居民受到较好保护，而外国投资者拥有最可靠的财产权。

　　过去50年，没有发生一起外国投资者财产被剥夺事件，外国人已发展了一种对中国人的高度信任。外国人常在农村 地区搞建设，但他们不和农民谈土地买卖，因为土地是集体的。而集体为争相吸引外资，常常承诺提供减税和土地等优惠条件 。一个外国公司能产生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远远超过一个种田农民的能耐。

　　在中国，这种财产权制度非常有效，不会受任何特殊利益群体(例如环保、卫生组织或工会)的羁绊。外国投资者依 赖集体使用土地，而集体依赖外国投资者产生税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国公司会毫不犹豫地投资中国，而无需担心他们的投 资被政府征收。

　　中国鼓励这种关系还有其他理由。尽管外资企业的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3％，但据2006年的官方数据，他们的 生产力是其他的8倍以上，给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约为40％。

　　然而农民常常发现，在被推土机推平了的土地上，新工厂被建造起来。尽管集体从外国投资者那里收取了大笔土地使 用权费用，但农民只获得其中很小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去城市找工作，成为“新移民”。

　　城市居民获得的财产权保护要好得多。城市居民能进入房市，购买长期的房产使用权(通常是70年)。这样的使用 权能被充分流转，而且可用作借贷的抵押。尽管城市居民也会被征地，但能按市场价获得公平赔偿，或者获准在另一个类似地 段购买房产。可能政府意识到，单纯从利润角度来看，征用办公建筑用地比征用田地损失更大，外国资本逃离的可能性会非常 高。

　　“中国版”的财产权保护跟西方模式不同，但它发挥了效果：商业投资者能安全地征用土地。

　　(：：美国《巴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