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们问我，谁是我遇见过的最难忘的人物，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是曼德拉吗？还是撒切尔夫人？还是1991年的克林顿？还是数不清的其他人中的某一位？

　　这是一个不可能作出的选择。但要说我不曾遇见过的、却深深爱戴的现代领袖，那就不需要争了。如果可以和那位矮小的、爱打桥牌的、烟瘾很大的、大方地使用痰盂的、偏爱羊角面包的人坐下来讨论，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会问他：你怎么看你正在做的事情？

　　今年正好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那次会议巩固了邓小平作为中国领袖的地位，并为一代经济改革铺垫基础。在1978年，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幸存者。他入党近六十年，所经历的清洗频率比超级模特的消化道更甚，然而他努力爬回领导层。那时的中国是绝望的。“文革”的恐怖仍是鲜活的记忆。诚如总理温家宝在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所言，在1978年，国家处于落后状态，“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不是沉闷枯燥的科学的学生。他曾经说：“我是经济领域的门外汉。我建议中国采取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但至于如何实施的细节，我知道的确实很少（译者注：英文大意如此）。”但他知道让（懂行的）人去做。邓小平所支持的改革开始于农村，农民获准出售剩余的产品，可以承包土地，不必作为公社的一部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物价得到解放。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就变得明显，改革逐渐延伸到城市。邓小平同意建立经济特区，因此中国开始了经济飞速增长的长跑，成为世界工厂。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改革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其规模和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当然，你在中国仍然会发现贫困。我今秋深入贵州农村，看到勉强维生的人们和他们的棚屋。但人人都有鞋穿，而且看上去并没有营养不良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的伟大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所有人的故事——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它是邓小平留下的遗产。（《时代周刊》Michael Elli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