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

　　“我不会当美国政府的智囊”

　　文/ 莫书莹 发自斯德哥尔摩

　　“为什么克鲁格曼教授不愿接受单独采访？这太荒谬了，他自己也算半个媒体人嘛。”

　　“这与教授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几乎所有记者都要求采访他，而我们根本不可能安排这么多时间。为公平起见，我们取消了单独采访的机会，改而为所有媒体开发布会。”

　　以上对话发生在12 月5 日诺贝尔基金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对此行无法专访到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还在耿耿于怀，“我最想采访的就是他，我有许多问题想问他。”

　　头发花白、一脸络腮胡的克鲁格曼，说话时喜欢低眉沉思；这几天总是穿一件旧毛衣、系一条旧围巾。由于貌不惊人，这位55 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第一次亮相时，多数记者都不识泰山。

　　6 日下午，Grand 酒店大堂聚集着大群记者，等待在这里下榻的新科获奖者的首次露面。克鲁格曼出现了。他缩着脖子，低头一溜烟跑向停在酒店外的专车，此时多数记者都依然在门口聊天。

　　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今年到场领奖的10 名得主中最受媒体关注的一个。

　　“天啊，我想我应该先道歉。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问题都冲着我来。”在8 日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席台上并排坐着化学、物理和经济奖的6 名获奖者，但几乎所有记者都对克鲁格曼发问。他不得不为独占风头致歉，并解释说：“我想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金融危机的缘故。”

　　克鲁格曼因为他开创的新贸易理论而获奖，他出名的更主要原因则是在《纽约时报》开的专栏。有人喜欢他文章的一针见血，深入浅出；有人却说他傲慢自大，行文尖酸刻薄——2003 年他的专栏开张后，就一直对准小布什政府开炮。他说这是出自对这个“骗子”政府的义愤。

　　“没有人可从金融危机中获利”

　　Q：你的学术生涯是怎么开始的？

　　A：1970 年代我在麻省理工上学。当时那里的学术氛围极好，大家对一切都很好奇，具有一种质疑的精神，并且很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学校给我们研究生安排的课很少，我们从不觉得应该只听从某个权威告诉我们如何如何，更愿意几个人一起就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和辩论，自己摸索答案。我认为这种氛围非常重要。所以我看在今后几年里，1970 年代毕业的MIT人还会来这里拿奖。

　　Q：你预言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前，一般都会有些怎样的信号？

　　A：我必须先澄清，我没有什么预言金融危机的能力。但的确，在现在的情况发生之前，是有一些征兆的，比方说房市泡沫消失、金融体系出现了各种问题。我要特别提到银行业。和许多人一样，我非常怀念过去的传统银行体系，而现在的银行体系其实没有像银行那样运转，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当然也更容易受影响。出现这种结局是可以想见的。

　　Q：你在最新博客中说，自己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恐惧？

　　A：是的。我担心全球经济在2011年前不会有好转，将来甚至可能发生比现在更糟糕的情况。目前的全球经济就跟1990 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一样，日本经济在大约10 年中都没有好转；现在全球经济也正处于一个零利率时代。与此同时，通胀也没有减缓的迹象。我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将愈演愈烈。

　　Q：我们能否从日本金融危机中汲取一些教训？

　　A：如我所说，1990 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持续10 年的零利率经济是可能发生的，幸运的是，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一些手段也有借鉴意义，它们能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里尤其要提到日本政府为振兴经济的投入。有人问我政府应否救市，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看来，光靠私企本身是不太可能脱困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各种救市措施何时能到位并真正发挥作用。

　　Q：怎么知道政府救市的钱是否被浪费了？

　　A：这的确是个问题。答案是：没人知道。所以我希望，尽量多把钱投入到为提高就业率而实行的税收优惠等这类基本项目上。不过哪怕有风险，该做的还是要做，而且有一点可以放心：决策层对每一分钱花在哪里一定也非常关注。

　　Q：美国政府应为救市投入多少钱？

　　A：我认为，这笔投入至少应占GDP 的4%——每年6000 亿美元。我这个预测还算保守，高盛的最新报告说，应该投入GDP 的9%。

　　Q：你说过这场危机是全球化、全行业的。有没有相对安全的行业呢？

　　A：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没有一个行业算得上安全。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类似日本金融危机那样的情况：低利率，高通胀，高失业率长期持续，看不到任何复苏迹象。

　　Q：有谁会因为这场危机获益？

　　A：几乎没有。买了美国国债的人现在也许可以挣点钱，但在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给所有人带来的痛苦都是一样的，无人能幸免，也无人可以从中获利。

　　Q：危机是人们哪些错误导致的？

　　A：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放任银行业在缺乏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混乱发展。与传统银行体系不同，现在人们对借贷活动疏于监管，导致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21 世纪版破产故事，最后导致次贷问题的出现，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更具体地讲，我们最近犯的最大错误，是让雷曼兄弟倒闭。雷曼的高管竟然浪费了最佳自救时机，他们太自信了。在这件事上，理查德.福尔德(RichardFuld, 雷曼CEO)算得上无所作为。

　　Q：对被提名的美国新财长蒂莫西.盖特纳，你有什么看法？

　　A：我认为他是个非常聪明、开明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敏锐的嗅觉。我记得很久以前，他就警告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正在承受风险，当时多数人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难得。我非常高兴他们最终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来担此重任。当然，他前方的路会非常艰难，如何想办法提出一个既简明，又能快速扭转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局面的拯救计划不那么容易。

　　Q：你的贸易理论如何用来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尤其是汽车业难题？

　　A：对美国汽车业来说，继续以底特律为中心发展已经不太可能，也没有很大必要了。就我们多年研究的理论来看，这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而除了底特律之外，汽车业现在发生的问题似乎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国车在美国制造，虽然现在政府觉得应花钱拯救汽车业，但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想政府之所以希望拯救汽车业，是不愿看到这个昔日的支柱产业日益没落。与其投钱拯救三巨头，不如拿钱鼓励将它们拆分成新的公司。

　　Q：全球变暖会让经济雪上加霜吗？

　　A：过去数十年，人们在经济发展上的追求导致了全球变暖问题。我认为，全球变暖本身不会对经济局面有影响，我们更应关注一些致力于解决全球变暖的政策。比如，美国政府希望从明年开始征收废气排放税，我认为这个时机真的非常非常不好，这种政策肯定会遭到许多人反感。我不是说环境问题不重要，但如果新政府想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应该会很难，不太可能出变动很大的政策。但如果花两三年时间，慢慢进行调整，最终达到减排目的，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

　　Q：你主张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美国新政府转向保守？

　　A：我对美国的许多问题都很担心，但保护主义问题肯定不在其中。民主党内的确存在一些保护主义者，但我不认为新政府有可能倒退，推翻美国签订的任何自由贸易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