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在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西方人大多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有能力如许多人所称“拯救世界经济”吗？

　　施罗德：我不会这么说，但在克服危机的进程中，如果中国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就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首先在克服金融危机中，中国应与西方国家合作，从而避免金融体系出现崩溃。另外，中国应该通过经济促进计划稳定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不仅对中国百姓非常重要，对诸如依赖出口的德国等其他国家来说也很重要。鉴于此，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世界，但中国能与其他国家一起为此做出宝贵的贡献。

　　德国之声：您一直主张“由商促变”。您一再强调，以对话形式，以建立合适平台的形式讨论新闻自由和人权等问题更有意义。您认为，这样的战略考量在中国获得了预期中的成功吗？

　　施罗德：我认为，它对中方做出正确、符合法律规则的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通过法院更好地进行监督等。此项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开展对话，交流经验，使对话伙伴汲取经验，取长补短。所以我们当初就此达成协议。我认为，如果人们能公正地对待中国的话，将今天的中国与10年，20年，30年前的中国进行比较，那么可以而且必须承认，中国取得了进步，当然前提条件是人们愿意这么做。

　　德国之声：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年是在您和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倡议下启动的。您认为，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施罗德：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双方进行法律文件以及思想交流，而是将协议内容付诸实施。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在政治层面，将对话达成的协议内容落实到每个村子，并在那里发挥作用。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落实相关政策上会遇到很大困难，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德国之声：有些宏观经济学家们现在就断言，中国最迟在2050年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未来的事情变数多多，预测未来是件很令人为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很想知道您对中国的展望究竟是什么？

　　施罗德：展望未来难免带有占卜成分，就如同您刚才所说。但中国有望在205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为什么呢？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拥有接受一流教育的人才，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以和平方式开辟国外资源。中国愿承担国际责任，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中国在成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至于中国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或者美国是否能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等等——人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脑筋，重要的是，继续成功之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自然会看到结果。遗憾的是，我想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德国之声：您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政策上，您放弃了那种象征性的，程序般的，仅为德国公众舆论着想的做法。它们不能取代德国的外交政策。请问，您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这份理解源自何处？为什么在这一点难以消除歧见呢？

　　施罗德：我只能谈自己。这的确是一个理智问题。它关系到将欧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德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经济领域密切合作，在文化上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也需要在科技领域展开合作，我们需要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和政治做出贡献。这是我的考量。另外，像我这样一个经常去中国的人，每年去中国三四次，自然会与中国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其他人不是这样，您得问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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