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要约束各派利益集团之争的政治化倾向，以免其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其次是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文|周方冶

　　对于有着63年历史的泰国民主党而言，2008年12月15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经过众议院的总理竞选， 民主党在时隔八年之后终于重返总理府，现年44岁的党魁阿披实.维乍集瓦也如愿以偿地登上总理宝座。

　　阿披实.维乍集瓦，1964年8月生于英国纽卡斯尔，曾先后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阿披 实的祖上是经由越南迁至泰国的袁姓华侨，其家族始终与泰国权力阶层保持着密切联系，其父曾在1991年的军事政变后被 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良好的教育和家庭背景，为阿披实铺平了从政之路。

　　1991年，27岁的阿披实加入民主党，并通过选举成为曼谷选区的众议员。随后，阿披实在时任民主党党魁的川 .立派的提携之下，历任民主党发言人、川政府发言人、总理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国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以及总理府部长， 迅速成长为少壮派的领军人物。2001年，阿披实在川的支持下竞选党魁，但败于元老派的挽若.班他探。2005年，由 于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于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挽若引咎辞职，阿披实继任党魁。

　　在2006年到2008年的“反他信”运动中，阿披实率领的民主党，始终坚守“反他信”阵营，策动议会“倒阁 ”，支持军人政变，声援民盟(黄衫军)示威，最终从“他信-泰爱泰党集团”手中夺回了总理宝座。

　　但“精英偶像”阿披实的上台是否是整个泰国的好消息，目前还非常难说。因为，从短期来看，泰国政局的稳定与否 ，将直接取决于阿披实的执政能力。不过，从中长期来看，泰国政局能否免于新一轮动荡，还是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矛盾的调和 ，以及民主协商机制的逐步完善。

　　而在这个年末，却有一个值得中国镜鉴的问题：泰国的政治动荡，已从2006年的政变“闹剧”，演变为2008 年的街头“惨剧”---沉重的经济损失与惨痛的人员伤亡，究竟留给我们何种警示？

　　让我们先来透过“反腐倡廉”、“民主自由”的政治迷雾，走进泰国最深层的政治生态。

　　动荡原因之一：新兴产业集团对于政治主导权的争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发展，包括信息、通讯、生物、金融在内的新兴产业 部门迅速成长，并由此派生了相当数量的政治新贵，曾被誉为“电信大亨”的他信.西那瓦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随着新兴产业集团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关政治话语权的要求也日趋迫切。对于新兴产业集团而言，加快全球化步伐， 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开拓海外市场，刺激农村消费，无疑是最为有利的发展道路选择。2001年至2005年他信执政 期间所奉行的“双引擎战略”，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但是，长期掌控泰国政治话语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军人集团、 官僚集团、地方政客、城市精英以及王室，却是倾向于更为保守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有利于维护作为其政治根基的农村自然经 济体系和传统产业部门。2006年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更是将普密蓬国王的“知足经济哲学”明确写入新宪法，作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由于双方在发展道路选择方面存在深刻分歧，因此无论是新兴产业集团，抑或是既得利益集团，都在努力实现对政治 主导权的垄断，从而确保有利于已的国家经济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他信掌权后，态度强硬地对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 以及城市精英进行全面压制。从军队国有化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到政党鲸吞蚕食，再到新闻舆论监管，无不体现了通过构 建泰爱泰党“一党优势”格局，从而独揽大权的政治意图。

　　与此相仿，军人集团在发动政变后，亦是毫不掩饰地通过颁布新宪法的方式，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导权：复辟 参议员任命制；修改众议员选举规则，遏制“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东山再起；将宪法法院、反腐败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 原先独立的宪政机构，纳入最高法院的政治版图，从而为司法官僚直接干政铺平道路。

　　不难看到，“反他信”与“挺他信”之争的本质，其实就在于新旧政治利益集团对政治主导权的排他性竞争。

　　动荡原因之二：农村民众对于分享国家发展红利的内在要求

　　“挺他信”阵营其实是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政治联合的产物。正是前者“资金”与后者“选票”的紧密结合，这 才促成了泰爱泰党和人民力量党的先后执政，使得“挺他信”阵营能够在长达三年的政治动荡中始终屹立不倒。

　　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农村民众成为“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坚定支持者？“草根政策”无疑是最佳答案。不 过，如果仅将“草根政策”看作单纯的农村扶贫政策，甚至将之解读为新兴产业集团的单方面“公款贿选”，那就过于简单化 ，也忽略了农村民众的政治自主性。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其实是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在有关改变“重城市，轻农村”国策 方面所达成的深刻共识。

　　泰国自1961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6 1年的28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全国贫困率也从1962年的57%降至2007年的8.48%。 但是，宏观经济的成功，却难以掩饰发展的严重失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明显。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 村”国策，使得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发展成本，但却未能分享相应的发展红利。对此，农村民众尽管强烈不满，但却无可奈 何。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把持着政治主导权，分享着城市发展红利；城市精英由于紧 靠权力中心，并且具有较高的组织性，能够通过街头示威或政治游说的方式争取政治话语权，从而参与红利的分享。相比之下 ，农村民众不仅远离权力中心，而且结构分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形成有效行动争取政治话语权，因此始终处于被压迫 和被损害的边缘状态。

　　“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出现，为农村民众争取政治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从而促成了双方的政治联合。

　　首先，对于新兴产业集团而言，随着城市消费市场的日益饱和，刺激农村消费已成为必然的发展需求。因此，通过财 政扶持和政策倾斜，推动农村地区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不仅是策略需要，而且也符合新兴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这与农村民众 迫切的发展要求相契合，从而成为双方政治联合的重要基础。其次，雄厚的政治献金使得“他信-泰爱泰党”集团有能力在全 国建立基层组织和发展党员，从而为分散的农村民众提供了协调政治行动的有利条件，使其能在政党框架之下有组织地争取政 治话语权。这也为反独裁民主联盟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再次，“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执政地位，成为农村民众实现 政治要求的重要保证。他信执政初期，“草根政策”就曾屡屡受阻，直到他信独揽大权后，相关政策才得以顺利落实；军事政 变后，“草根政策”的后续计划随即被军人临时政府所冻结；直到人民力量党执政后，“草根政策”才被重新注入活力。

　　动荡原因之三：民主协商机制缺乏必要的弹性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派政治力量或利益集团都难免产生不同的要求，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要求 。如果民主协商机制行之有效，各利益攸关方都能依照现实影响力取得相应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各派就有可能在机制内，通过 利益交换的方式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协，从而避免潜在的对抗与冲突，甚至有可能实现双赢或多赢。相反，如果民主协 商机制并不存在，或是过于僵化，致使部分利益攸关方难以在机制内取得与其现实影响力相符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就有可能引 发现实的对抗与冲突，进而在机制外达成妥协。

　　泰国政局的动荡，正是由此引发。

　　自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后，泰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的步伐较快，《1997年宪法》更被誉为“民主的里程 碑”，仿效西方构建了形式上颇为民主的“97年体制”。但是问题在于，该体制并未考虑威权统治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军人 集团的政治话语权问题。虽然军人集团已退出政治舞台，但却并未“国有化”，而是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游离于民主体制之 外。“97年体制”将民主协商的范围限定在国会，并未给军人集团预留参政的渠道。此举虽符合宪政民主的规范，但对于泰 国的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导致军人集团的现实影响力与政治话语权之间严重错位。

　　在“小党林立”格局之下，军人集团还能通过各小党代言的方式，间接表达其政治要求，特别是军费预算要求。可是 ，随着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政治联合的形成，“他信-泰爱泰党”集团逐步赢得国会的压倒性优势。最终，军人集团发现 ，根本无法在民主协商的机制内取得与其现实影响力相符的政治话语权，难以与新兴产业集团向其施加的“国有化”压力相抗 衡。与此同时，地方政客、官僚集团和城市精英也都面临相似的困境。于是，掀起“反他信”运动，进行机制外的“协商”， 也就成为无奈的政治选择。

　　通过2006年政变废除“97年体制”后，军人集团依托《2007年宪法》构建了“07年体制”。该体制在确 保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话语权的同时，却歧视性地压制了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引起后者要求修宪的强烈 反弹。于是，2008年双方再次点燃“反他信”与“挺他信”之争的烽火。

　　因此，笔者以为，泰国在2008年的起伏提供了三大警示：首先是要约束各派利益集团之争的政治化倾向，以免其 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其次是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富裕的现代城市”与“贫困的传统农村”的长期存在，最终 将会无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分裂，甚至是政治动荡。再次是要构建更具弹性的民主协商机制。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切合 国情，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

　　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说，泰国的国家发展轨迹，虽有其独特性，但是，新旧利益集团之争、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社 会发展失衡、农民参政意识觉醒、民主政治转型等问题，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 ，如何在泰国的政治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是值得中国深思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