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擎

　　亨廷顿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秩序远比政体形式(民主还是威权)更为重要。这激发和启迪了当时的“新权威 主义”思潮。

　　圣诞前夜，塞缪尔·亨廷顿在玛撒葡萄园的别墅中与世长辞，享年81岁。对学者同行来说，他的一生近乎完满，几 乎称得上是传奇——终其一生，他致力于热爱和擅长的学术，成就卓著，如今可以无所抱憾地安息。

　　亨廷顿1927年在纽约出生，父亲是通俗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短篇小说作家。最毋庸置疑、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他的天资聪慧：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在美国陆军短期服役之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 硕士，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时他还不到24岁。而从1950年开 始，他已经开始在哈佛大学政治系任教，直到2007年荣休。在给哈佛大学校长的退休申请信中，亨廷顿表达了自己对教学 生涯的钟爱：“难以想象，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生涯能比在这里教学更有价值或更令人愉快的了，尤其是对本科生的教学。 ”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亨廷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理论。代表作至少有5本：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第三波：20世纪晚 期的民主化》(1991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以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2 004年)。他是被引用最广泛的作家之一，因此也引起过无数争议，也时常受到误解。

　　亨廷顿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最早于1993年提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后冷战时代， 世界政治的主导范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将被(主要以宗教来界定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代替。“9·11事件”发生 之后，“文明冲突论”受到全球性的关注，被看作是某种“先知的预言”。但是，亨廷顿本人并不承认“9·11事件”应验 了他的理论。回答《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当被问及是否宁愿相信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他断然答道：“我当然宁愿相信如此，但这不会发生。”实际上，亨廷 顿并不像某些中国学者所误读的那样，是一个“普世价值”的鼓吹者。他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是坚持文明(宗教)间的差异 不可消除，因而主张要抛弃普世主义，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展开“文明对话”来寻求共同性。

　　但是，在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上，亨廷顿持有相当不同的立场。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他阐述了美国文化的核心 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而目前大量的 外来移民正在导致美国文化的分裂，对国家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他反对激进文化多元主义，坚持美国需要维系一个明确的 文化传统，否则会陷入“国将不国”的境地。

　　在我看来，亨廷顿在学术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贡献，也许并不是他晚年最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而是他早年的《变化 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此，亨廷顿对政治发展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见解，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秩序远比政体形式(民 主还是威权)更为重要。这本书在1980年代末在中国翻译出版，激发和启迪了当时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但是，如果深 入阅读亨廷顿的文本，会发现他并非主张一切维持稳定和秩序的政治手段都是可取的，而是主张要建设一种有效的制度化方案 ，来确立和维护政治权威，否则将导致两种负面的后果——“腐败”和“参与爆炸”。今天重读亨廷顿的著作，仍然对我们不 无启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