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阳

　　提要：雪兰枪杀案中，土壤是证明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的重要证据。在一些凶案中，地质学家会利用土壤多样性的特点 将其作为刑事调查的证据。

　　没有线索的枪击案

　　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大雨瓢泼，雪兰河不断上涨。

　　两名男子坐在一辆黑色皮卡轿车里，停靠在满地扔满啤酒罐和烟头的沙砾停船码头。这个码头就是摩根福特船坞，是 当地居民经常聚集的地方。

　　黑暗降临，晚上8时左右，一辆红色吉普车停靠在黑色皮卡车旁边。皮卡车下来了一个人朝吉普车走去，吉普车的车 窗玻璃滑落下来，一支猎枪探了出来。

　　车外的人转身逃跑，但吉普车的司机举枪射击，打中了他的脸部，他立即倒地而亡。皮卡车的司机见势不妙，想跑掉 ，又被击中胸部，也应声倒地。吉普车快速逃离现场，泥石四处溅落。

　　不久，一名当地居民看到了一个人躺在泥泞中，并立即报了警。警察到来时，发现作案现场令人恐惧，鲜血印染了泥 泞的地面。这起案件导致一人死亡，一人生命垂危。

　　调查人员开始处理现场，他们拍摄了100多张图片，同时开始收集证据。在那里，调查人员找到嫌疑人逃离时车胎 留下的深深痕迹。

　　在现场勘查的同时，警方也对受害者进行了背景调查。首席侦探中尉郎尔发现，在枪击事件中死亡和重伤的人都与“ 毒品”有关。

　　几天后，枪击事件中的重伤者能够说话了，但他不情愿向警方透露任何在案发现场75英里以外，即位于弗吉尼亚州 的亚历山大的毒品贩子的消息。

　　根据车胎留下的痕迹，以及案件相关人的毒品背景，警方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易斯·威廉·费尔特。不过，由于没有 足够的证据，警方不能立即逮捕他。但费尔法克斯县警方对费尔特的住宅进行了监视。

　　一周后，警方发现费尔特正用水桶和抹布冲洗他的红色吉普车，警方迅速冲进了他的住宅，希望能在那辆红色吉普车 上找到警方所需要的证据，如枪弹残渣或散落的血渍。

　　随后，警方逮捕了费尔特，并将那辆作为重要物证的吉普车运回了沃伦县的犯罪现场。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了警官 科尼特，他将仔细处理这些证据。然而，让警方失望的是，在这个一尘不染的吉普车上，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但他们 找到了一些新鲜的泥土。

　　这些发现，让警官科尼特想到必须要请一位地质专家。他记得在一次法医研讨会上，他听到了一场关于土壤分析的报 告。报告的演讲者是福基尔县警察局的中士埃里希·朱格尔，他是一个法医地质学家。科尼特希望朱格尔的土壤知识可以分析 犯罪现场并帮助警方确定凶手。

　　法医地质学家的参与

　　法医地质学家朱格尔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地质学家，他现有的职业与家族传承相关。朱格尔从小生长在洛杉矶，原本， 他想成为一名警官。但因为其身高不符合要求，他没能如愿加入洛杉矶警察局。

　　之后，朱格尔上了大学，主修了医学，并在军队从事20多年的医务工作。在军队工作期间，朱格尔读取了法医硕士 学位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法医和地质学家默里雷蒙德。朱格尔有三个头衔：法医地质学家、犯罪现场调查员和副警长。

　　根据联邦调查局法医服务手册，在任何法医调查中，证据收集的速度至关重要。尤其是分析土壤证据，因为土壤可能 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所以，证据收集对这个案子特别重要，因为“每次下雨，雪兰河就会洪水泛滥”。朱格尔说，如果 不立即收集，土壤样品会在发生案件的第一天或第二天后便水被水冲走。

　　枪击案发生后的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科尼特在案发现场收集了所有轮胎的残留物，以做对比之用，并将案发现场进行 了隔离。他还对取样的地方进行了标记，并拍摄了大量照片。

　　“该样本取样很新鲜，收集很及时，能彻底告诉了我们在一个什么地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朱格尔说。

　　在吉普车羁押期间，科尼特打电话找朱格尔，科尼特注意到溅起的泥浆洒落在车里和车外。此外，吉普车只有一个泥 层——“通常你会看到沉积层的顺序，这可以使你知道某人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到了现场。”朱格尔说。

　　从科尼特的描述来看，朱格尔认为吉普车上泥土的颜色和特点很容易判定它来自一个有水的环境。“我知道这辆车可 能就在犯罪现场。”他说。

　　为了收集吉普车上的土壤样品，科尼特第一次刮出了所有较大的泥块。朱格尔说，这些泥块可能保留了卵石或其他有 机质物质。接着，科尼特用棉球蘸水，把从车轮、保险杠内部、悬挂支架以及整个底盘内存留的各种微量土壤收集起来。

　　把所有的证据装入证据袋后，科尼特将样品送到警方位于福基尔县的实验室。而这时，朱格尔正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 。

　　用泥土锁定凶手

　　“证据需要迅速而准确地收集，但分析和解释却十分耗时。”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专家说道，“任何人都可以把一个东 西放在电子显微镜下，然后给出有一份技术报告”，这通常是媒体的报道，但真正的法医科学却需要审查证据，然后给出一个 科学的推断。

　　回到实验室，朱格尔用显微镜观看从犯罪现场和吉普车上带回的样品，以发现异常或是不寻常的物质。他发现从吉普 车带回的样品与案发现场带回的物质性质吻合：两者都呈现了从水环境下的交错层，以及很明显的圆形凑整和分层，并包含相 同的矿物质——奇特的“明亮的蓝色和绿色的蓝铜矿和孔雀石”。

　　有时，地质学家可以立即判断嫌疑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举动。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当朱格尔从吉普车上和案发现场找到蓝铜矿和孔雀石的样品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中了大奖一样兴奋，“因为，通常情 况下，矿物质中很难发现这两种物质同时存在。孔雀石和蓝铜矿的同时存在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矿物非常薄弱，并且不能携带 太远或长期生存在水中”，此外，他还在土壤样本中发现电气石和长石的成分。

　　朱格尔给科尼特打电话：“犯罪现场附近是否还有其他的采石场？”科尼特告诉他，在案发现场半英里远的地方有一 个采石场，在那里可以开采石英、花岗岩、石灰石、铜和其他岩石和矿物。

　　于是，朱格尔来到位于案发现场上游的采石场，在那里他第一眼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一个表面呈现荧光色的塘水，这里 ，朱格尔没有发现孔雀石和蓝铜矿。

　　他转移到采石场的下游，也就是犯罪现场，然后他又来到距离案发现场一英里远的雪兰河的下游。通过采集的土壤， 朱格尔没有发现可疑物质。

　　因此，这些证据表明，吉普车上的“载有孔雀石和蓝铜矿”的泥土不可能来自别处，只与在犯罪现场的泥浆吻合。

　　虽然，朱格尔不能肯定费尔特就是凶案嫌疑人，但费尔特的吉普车在案发现场，这一点却无可置疑。他将相关文件存 档，并将发现的情况告诉了警官科尼特。

　　隐形的“证人”

　　在朱格尔分析土壤证据的同时，科尼特和沃伦县警局对现场的其他细节进行了分析。在费尔特的吉普车内，他们发现 费尔特的手机曾经打过电话，而其中拨出的一个电话号码恰好是枪杀案中受伤害者之一的手机。

　　另外，警方还调查了费尔特的电话记录——费尔特说自己很久都没有去过沃伦县。但是他的电话记录显示，在枪击案 的发生时，他就在沃伦县。

　　虽然，警方没有发现作案的枪支，但是一个证人来到警局，他告诉警察，在枪击案发生的一个月前，他向费尔特出售 了一个猎枪。警方还发现，费尔特和两名受害人都曾卷入到了贩售毒品的案子中。

　　根据警方报告，被害人和嫌疑人本来打算在摩根福特船坞船，也就是当夜案发现场碰面，费尔特将向受害者提供2盎 司的毒品。警方对此案件的动机提出两种设想——受害者为费尔特工作，但却从他那偷东西，或者他们是为了某个女人而发生 了命案。

　　费尔特被捕后，一个大陪审团在沃伦县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以起诉费尔特为一级谋杀罪(这项指控在弗吉尼亚州可以 致他死刑)，即其企图制造一级谋杀罪和使用枪支这两项重罪。

　　3个月后，在费尔特辩护律师的建议下，费尔特承认了检控方对他的所有指控并认罪。通过辩诉交易，费尔特避免了 死刑，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后来，法官将费尔特的终身监禁判决改判为有期徒刑25年8个月。费尔特现在还在监狱里。而 那个在枪杀案中幸存下来的受害者，一只眼睛却失明了。

　　如果走审判程序，朱格尔法医将被要求作证，就像他以前所处理的至少100多个案子。此外，辩护方有可能提请自 己的土壤证据专家，提供他们自己对土壤证据的理解。

　　“作为法医地质学家，我们的工作是保持中立，”朱格尔说，法医科学家不是为了迎合警方的怀疑，而是“让证据说 话”，“我们只是提供另一个证据——它不是证明嫌疑人犯罪的关键证据，但它肯定能帮助确定某个人就在作案现场”。

　　发现：美国的大多数犯罪实验室和警察机构并没有可以分析土壤、金属和矿物的材料实验室。根据美国司法局的统计 ，该国50个最大的实验室中有85%的实验室都没有专职的地质学家。

　　2000年9月,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德莱德山发生了一起母子失踪案。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但却拒绝回答问题。来协 助调查的土壤科学家在案发现场的铁锹上的土壤里发现了线索。最后,嫌疑人被迫交待事实和被定罪。土壤科学家的参与使本 案的侦破费用节省了上百万美元。而这起双重谋杀案最终促成了澳大利亚在2003年成立了法学土壤科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