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美国新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就将正式宣誓就职。一个真正的变革时代会到来吗？尽管我们的“ 美国专家” 们都采取低调的、将信将疑的态度，但美国国内却对这个全新的时代充满憧憬。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克鲁格曼、前高盛投资银行家兼经济畅销书作家约翰. 塔伯特等人，都在他们的新书中坚定地相信奥巴马会像富兰克林. 罗斯福那样发起一场影响深远的“ 新政”，并重新将美利坚合众国带回“ 立国之本”。

　　文/ 菲戈

　　我们的美国专家，大都有一种特别的保持冷静的本事。比如，只要奥巴马当选尚未铁板钉钉，他们就会提醒大家“布拉德利效应”，以便为他们虽然看好奥巴马，但万一奥巴马不当选他们依然可以振振有词埋下伏笔。再比如，奥巴马一旦当选，他们就纷纷跳出来说，美国的政治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谁当美国总统其实没那么重要，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执政策略上差别也不会很大，总之美国不会有大变化，奥巴马最多只是比布什稍微能够顺应民意一点。这么说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显示了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深刻了解，以区别于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莫名欣喜的国人，与凑热闹的“群氓”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也适时调低了期望值，因为低期望值不容易与事实产生明显冲突，万一奥巴马的表现超出预期，那么在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中补充理由，要比在反差太大的失望中疲于解释，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问题是，美国专家们的低调，在我看来过于机会主义了。在学术和时评上保持灵活性是必要的，但清晰的立场也是必要的。布什、共和党和新保守主义穷途末路，是因为美国右翼势力倒行逆施，对到手的权力挥霍无度。如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的：“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切权柄，同时也很快证明了自己治国无能。这股运动将所有东西都政治化，又将政治忠诚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的风气，并弥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举一动中—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小布什政府的种种错误与失败很好理解，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已控制了政府，这股运动一心要实施违背多数美国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须竭力以欺骗、转移视线、向支持者滥发赏赐等方式来弥补这一内在缺陷。”

　　这种时候，变革就不仅是竞选口号，而且是强大的民意，是时代真正出现转折的表征。如前高盛投资银行家约翰.塔伯特自问自答的：“那些令人钦佩的个人品质与解决我们国家最紧迫的难题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大了??美国所稀缺的是这样一类领导人——他是诚实的，他能激励我们的公民把自己的政府从特殊利益集团手中、从他们腐败的影响中夺回，并且树立起曾为立国之本的正义和公平的原则。”(见《奥巴马经济学》)

　　说“谁当美国总统其实没那么重要”当然有其道理，30 年来共和党与民主党轮流坐庄的历史经验，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但如果你的眼光不是局限在这30 年，而是放宽到100 年甚至200 年，那么你就会意识到谁做美国总统，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其实是很重要的；奥巴马为什么值得期待？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危机与变革的时代，一个自由派的、进步主义总统可以做多少通常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上世纪30 年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保罗.克鲁格曼是布什坚定的反对者，也是奥巴马强力的支持者。在《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他正是从罗斯福新政的视角，展望即将到来的奥巴马时代。

　　乔治.索罗斯曾毫不留情地将英美新保守主义贬斥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所信奉的观念，与上世纪30 年代之前美国“长镀金时代”的观念如出一辙，用克鲁格曼的话来概括，就是：“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一条最主要的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事实上，这一观念直到今天依然强大，比如面对金融危机，就一直有经济学家宣称，政府不应该大举救市，索性让它一烂到底，市场自己会调整过来的，干预的结果反而会让短痛变成长痛；对于30 年代的“大萧条”，也有相似言论，认为它更多是自我恢复过来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反而延缓了复苏的到来。

　　克鲁格曼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最有力的反对者之一。他将罗斯福时代贫富差距的急剧缩小命名为“大压缩”，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以最猛烈的炮火对布什及其政府进行了“八年抗战”(部分专栏已结集为《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一书)，根本原因即在于布什的执政纲领是对罗斯福“新政”成果的彻底反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驻华盛顿站主任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曾在他们合著的《右翼美国》一书中，幽默而不乏幸灾乐祸地谈及这些“布什的死敌”：

　　“在2003 年《新共和》的一期封面上，乔纳森.蔡特醉心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仅仅只是仇视小布什的政策，而且从小布什的走路姿势(‘弓着肩，胳膊肘从身体的两边张开’)到他的谈话方式(‘伪民粹主义鼻音所掩盖的闹哄哄的自信’)，仇视有关他的一切??仇视布什成了美国增长最快的业务，其中迈克尔.摩尔、阿尔.弗兰肯和保罗.克鲁格曼是个中翘楚，而且每位这一领域中的作家都非常急切地要打入这一市场。有位加拿大人甚至写了一本布什仇视者的手册，他成为美国公民只是要投票反对这位总统。”

　　克鲁格曼无疑有资格名列这张“反布什翘楚榜”的三甲，但我认为他还是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事实上，如果你对克鲁格曼的本行“新国际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有所了解，就会明白他的立论并不是像迈克尔.摩尔(他的本行是电影导演)或者诺姆.乔姆斯基(他的本行是语言学家)那样，基本上出于义愤，而是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的。

　　“新国际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即偶然因素和历史在经济现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不是像信奉市场原教旨的经济学家那样，将经济现实看作完全是自由市场博弈的结果。换言之，起点在哪里非常重要，起步之后，才能通过一系列市场化的强化机制，造就一个经济现实，而起点本身的确立有极大的偶然性，是历史地决定的，并且造成此后的“路径依赖”。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就是为这个假设提供了足够精密的数学模型，证明了其合理性。在此假设基础上，规模收益递增、中心- 外围模式等经济现象才得到了更好的解释。

　　在论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时，克鲁格曼实际上是把自己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进行了泛化运用。在新保守主义坚执小政府和自由放任主义，并且认定正是这些政策造就了美国的繁荣时，克鲁格曼独辟蹊径，以大量数据和雄辩的事实，指出新保守主义所谓的自由放任是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极端化的罪魁祸首，而美国社会真正最繁荣的时代，也是贫富差距最小的时代，正是罗斯福“新政”以后直至上世纪70 年代。因此，与新保守主义的观点相反，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的繁荣不是被放任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恰恰是罗斯福“新政”这样一种独特的历史因素介入，打断了“长镀金时代”的高度不平等，人为地创造了一种更加积极和进步的社会模式，从而为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美国打下了基础。

　　“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 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而今日美国的困境，正是里根上台之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大张旗鼓，将罗斯福新政的成果逐渐消蚀殆尽，并由布什变本加厉地加以葬送而造成的。“在20 世纪70 年代，那些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罗斯福上台本身是一个偶然事件，“1928 年美国大选之后，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自由主义已无力回天”，但“大萧条”来了。“扭转乾坤的当然是‘大萧条’，否则‘新政’绝无可能。”

　　但是通过这个具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历史进程本身被改写了。如克鲁格曼所说：“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奥巴马的一段演讲，也许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克鲁格曼完全一致的立场：

　　“我们的市场既不是自然法则的结果也并非来自神明的意旨。较为恰当地说，它是从痛苦的摸索和失误的过程中，从一系列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以及稳定和变化之间所做的艰难抉择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尽管我们的自由市场体系的获益主要来自几代男人和女人们追求个人幸福前景的奋斗和努力，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发生巨大经济动荡和变革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依靠政府的行动去开放经济机会、鼓励竞争，并且保障市场更好地运转??林肯简单的座右铭可以指导我们一直走下去：有些事是我们——以个体名义或私人名义都无法做到的，那我们就共同去做，通过我们的政府去做。”(转引自《奥巴马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