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在报道伦敦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口气颇带冷嘲热讽，指出尽管说要“尽一切可能”，各国还是有分歧。

　　西方报道所认为的主要分歧，就是这个会议并未像美国会前预期的那样，就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投入达成一个统一标准。会前公布的数据的表明，全球经济需要大约2至2.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可振兴，其中美国一国就要动员至少5000亿美元。当时美国财长盖特纳曾希望G20成员国各自动用至少动用相当于GDP的2%的财力来刺激经济。但欧盟官员说他们已在社会保险上支出了不少，如果再扩大政府预算眼下看仍无必要。尤其是德国和法国，都不愿再承担更大的国家负债，也就是增加预算赤字。这样一来，虽说都答应要增加刺激经济的投入，这两个国家恐怕除了拯救企业的支出之外，到头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

　　但会议毕竟在加强市场监管和改革IMF、世行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在两周后的G20峰会上，也可以叫各国首脑有一些共同文件签署。

　　尽管存在分歧，尽管都是政策性的宣言，听起来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这次财长会议，以及两周后的峰会，跟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之中的1933年6月的伦敦会议相比，已经不能不说是大获成功了。

　　 76年前的那次伦敦会议，本称作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主旨是通过国际协议来稳定全球货币体系，有66多个国家参加。但是与会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特别是美国拒绝参与的态度，使会议一事无成。会后，自由贸易受到更大限制。接下来，世界上的人们就再也没有了看到各国坐下来进行经济谈判的希望，而只能无可奈何地等着看它们一步步走向战争了。

　　其实，代表全球85%产值的20个国家制定一个经济上的联合行动纲领，又不是赶集，也不是老鼠会，实在也不可能指望有什么更多的具体内容。就连美国，从危机爆发到现在，也给不出有毒资产的一个大致的数字。这些国家能统一认识，不开倒车，心平气和把会开完，再签署一个共同文件，就已经是谢天谢地。

　　仔细一想，为什么美国的各国动用2%的GDP的建议没被采纳，而欧盟的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尽管不是美国的重点，却被采纳了；中国等金砖四国提出的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也被采纳了，这也是美英两国的态度有所节制使然。

　　中国总理人大闭幕记者会上一表示对在美投资的担忧，从白宫到财政部都出面解释，盖特纳还特别告诉记者说他在伦敦跟谢伏瞻、周小川之间在有过一场“很好的会见”。

　　伦敦《金融时报》报道，根据英国外交部一份文件，G20中11国被圈出作为“重点游说对象”，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韩国和南非。“游说”当然是为了要钱，但好歹也说明在这些有钱的国家中，超出一半的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韩国和南非，已不再是属于传统的西方阵营。其实从彼时的伦敦会议到眼下的伦敦会议，世界仍是同样的世界，世界上的人还是同样的贪婪和从众，世界上的经济仍是堆积如山，但恰恰是由于全球体系更具容纳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较比那时更加平等，才有可能有G20的存在，也才能在G20的框架中起码是形成一些统一认识出来。

　　《纽约时报》之所以站在一旁酸溜溜地挑毛病（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的态度似乎要诚恳得多），大概也是因为像G20这样的全球体系，已超出了它的记者的思维定势。他们只见过西方主宰的全球化，没见过东西方平等对话（尽管是稍有平等）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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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人不禁想到80年前凯恩斯笔下所形容的当时的全球化：“早晨起来，伦敦的居民可一边倚在床上饮茶，一边用电话订购全球物产……他同时可用同样手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投资资源和兴办企业。”在凯恩斯笔下的这位看起来做派很酷的伦敦人，“认为生活是如此的正常、确定，除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之外永远也不会有变化……什么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什么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什么垄断、限制、专有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走向几乎根本不会发生影响；这种生活的国际化已经日臻完美。”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引用的一段话。）

　　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位伦敦人醒来看见的世界，却是一片经济萧条中的战火蔓延，直到纳粹把炸弹投到了他的门口。

　　那时的全球化，是一个很小的中心操纵很大的世界的国际化。那位伦敦先生之所以能忽视世界上那些正在形成的政治潮流，原因并非在于他的愚钝，而在于他养尊处优，居高临下的生活习惯。凯恩斯记录的全球化，只不过是某些西方人自己的全球化，或以西方为中心的单方面的全球化；他们的开发、他们的投资，跟所在国人民的生活几乎不相干。那种的全球化在欧美以外的广大的第三世界，自然也得不到响应和支持。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单方面的全球化才使作为西方列强全球掠夺的代名词的全球化物极必反，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从另一方面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之所以不那么脆弱，恰恰是因为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现象。最起码的，在当今世界上，各大洲都在G20里有了代表；而代表全球经济85产值的这20个国家，也没有一个是奉行激进的反市场的意识形态。

　　尽管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这是难免的），但它们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对自己利益的最基本的保护必然来自对一个全球体系的认同和参与。那些曾经作为世界主宰，也曾经因此吃了不少亏的国家，也看到为了延续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要打造一个更具容纳性的全球体系。

　　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在会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让IMF监督各国如何扩大政府开支，其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让增加流动性的任务过于集中地落在美国和中国身上，因为这两国已然做出了相当大的付出。这样的表达，让中国人听起来，自然要比中国人节俭造成全球信贷膨胀和金融危机的说法要有道理。

　　由此看来，只要政治稍微通情达理一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会有新的希望。

　　但是，西方人的习惯，跟东方人经常相反，你不吭声就会受冷落，你大声叫就会受重视。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理解。如果说从这次G20财长会议上，人们看到了一些全球合作的精神，那么，在接下来的G20峰会上以及以后的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合作精神能否一直贯彻下去，还需要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大声地申明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也要负起责任来。

　　（作者：中国日报资深评论员 张晓刚）

　　这让人不禁想到80年前凯恩斯笔下所形容的当时的全球化：“早晨起来，伦敦的居民可一边倚在床上饮茶，一边用电话订购全球物产……他同时可用同样手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投资资源和兴办企业。”在凯恩斯笔下的这位看起来做派很酷的伦敦人，“认为生活是如此的正常、确定，除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之外永远也不会有变化……什么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什么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什么垄断、限制、专有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走向几乎根本不会发生影响；这种生活的国际化已经日臻完美。”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引用的一段话。）

　　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位伦敦人醒来看见的世界，却是一片经济萧条中的战火蔓延，直到纳粹把炸弹投到了他的门口。

　　那时的全球化，是一个很小的中心操纵很大的世界的国际化。那位伦敦先生之所以能忽视世界上那些正在形成的政治潮流，原因并非在于他的愚钝，而在于他养尊处优，居高临下的生活习惯。凯恩斯记录的全球化，只不过是某些西方人自己的全球化，或以西方为中心的单方面的全球化；他们的开发、他们的投资，跟所在国人民的生活几乎不相干。那种的全球化在欧美以外的广大的第三世界，自然也得不到响应和支持。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单方面的全球化才使作为西方列强全球掠夺的代名词的全球化物极必反，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从另一方面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之所以不那么脆弱，恰恰是因为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现象。最起码的，在当今世界上，各大洲都在G20里有了代表；而代表全球经济85产值的这20个国家，也没有一个是奉行激进的反市场的意识形态。

　　尽管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这是难免的），但它们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对自己利益的最基本的保护必然来自对一个全球体系的认同和参与。那些曾经作为世界主宰，也曾经因此吃了不少亏的国家，也看到为了延续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要打造一个更具容纳性的全球体系。

　　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在会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让IMF监督各国如何扩大政府开支，其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让增加流动性的任务过于集中地落在美国和中国身上，因为这两国已然做出了相当大的付出。这样的表达，让中国人听起来，自然要比中国人节俭造成全球信贷膨胀和金融危机的说法要有道理。

　　由此看来，只要政治稍微通情达理一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会有新的希望。

　　但是，西方人的习惯，跟东方人经常相反，你不吭声就会受冷落，你大声叫就会受重视。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理解。如果说从这次G20财长会议上，人们看到了一些全球合作的精神，那么，在接下来的G20峰会上以及以后的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合作精神能否一直贯彻下去，还需要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大声地申明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也要负起责任来。

　　（作者：中国日报资深评论员 张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