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国日报》3月19日评论版头条：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问题。如果增长方式不变，光靠经济增长率来拉动就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期的就业难题。

　　        时下，就业危机正成为继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全球新一轮危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 最新数据，2009年年底，全球可能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将升至为6.1%。美国2月失业率创下了8.1%的新高；英国2009年第一季度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的净就业前景降至-2%的15年低点，法国2009年第一季度的净就业前景也降至-2%，是2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值。

　　        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更为复杂，我们所遭遇的是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2008年下半年至今，经济危机的出口下降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2008年我国城镇失业率为4.2%，但是由于中国失业统计制度的设计，大量的农民工未被计入统计口径。2009年存在2500万农民工就业压力，以及2009年的7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择业，中国原本脆弱的就业平衡局面将被打破，是30年来最严峻的局势。与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引发制造业危机一样，当前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引发的就业危机也是结构性失衡造成的。

　　        从产业结构失衡的角度分析，就业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一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中国三产结构偏差大并且趋向均衡的速度缓慢。从静态的角度看，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上的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二三产业却吸纳劳动力不足；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看，中国存在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也相对不足。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与发达国家美国80%的占比差距甚远。就第三产业内部而言也缺乏高端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劳动力结构看，总量矛盾正让位于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矛盾，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已出现结构性失业的趋势。2006-2007年间在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自然要素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陷入经营困境，或者企业成批地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成为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中国就业市场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正让位于因产业升级、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教育结构失衡造成劳动力就业市场供求脱节也是造成就业危机的基础性原因，出现人才供应与用人需求和产业需求之间的供求错位。

　　        人们往往在就业出现危机或失业浪潮来袭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就业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能够发挥经济效率的基础，就业结构和就业模式也是一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发展战略的转型，即由“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向“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非一致性。 “九五”到“十五”期间经济增长由8.6%上升到9.5%，而新增就业人口却由804万下降到748万。此外就业弹性也由九五期间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间的0.12，2008年为0.08，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失衡状态。

　　        “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不同是，不再是投资劳动而是就业拉动。“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而且也将推动就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经济增长，真正将人口就业的包袱变成人口资源的福利因素；在目标导向上，把就业作为基本目标，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方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充分考虑对就业的影响。         因此，从“经济增长优先”到“就业增长优先”型发展模式，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张茉楠  编辑  姚英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