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8日，美国国防部罕见地主动披露了到南海执行海洋水文测量任务的观察船“无瑕号”在“国际水域遭到了中国船舶的骚扰”。中方则将事件定义为向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违规活动的外国舰艇宣示主权。

　　纵观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此类事件多如牛毛，场面更为火爆。1987年9月挪威空军P-3B反潜机在巴伦之海上空遭到前苏联苏-27战斗机的拦截和驱逐，最终苏-27用垂直稳定翼当手术刀直接从P-3上切了一些零件下来迫使其返航；1988年前苏联海军护卫舰面对吨位更大的美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做出了更加直接有效的反应——直接一头撞在美军巡洋舰的侧舷，迫使其返航；大洋下，美国核潜艇追踪前苏联核潜艇更是家常便饭。“无瑕号”事件实在不算特别的遭遇，但更凸显看惯“大风大浪”的美国防部似乎变得有些“一反常态”地“斤斤计较”。此种“反常”背后是以国防部为代表的美国鹰派对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和未来关系的微妙心态，以及目前正在华盛顿展开角逐的美对华战略调整。

　　对于中国发展的估计不足，以及对美国实力走向相对衰落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主张对华强硬的所谓美国鹰派的心理基础。从二战以后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来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国防部的官员，沉浸在无与伦比的“优越感”中，并且由此滋生了难以想象的傲慢。所谓“优越感”，不仅是美国建立在航母特混编队基础上的军事力量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挑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连出现这种挑战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这种优越感与自大，集中表现在美国对“公海航行自由”的极端强调，对亚太大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极度敏感以及部分人士对于“压倒性的力量优势”与“亚太地区稳定”之间关系的特殊认识——某个美国退休海军上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策论坛上公开表示：“压倒性的海空优势是二战后亚太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基础”。

　　在极度傲慢与自信的同时，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也怀有某种类似《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描述的情结：总是担心地平线上出现某个挑战的对手。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经济力量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地缘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开始逐渐进入美方视野，尤其是所谓中国海军可能发展出“区域拒止能力”，说白了就是某个海域一旦出事，具有阻止美海军介入的能力。这日益成为少数鹰派心头最大的隐忧。2001年布什上台初期中美关系紧张，包括南海撞机事件，就昭示了美方部分决策者基于这种担忧，开始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企图。“9·11”事件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打乱了美国鹰派的设想。在经历了8年反恐之后，原先被压制的想法在“变革”的时代也浮出了水面。

　　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来看，目前相互竞争的主流意见大概有三类：一类是强调重新定义“接触”且做好“对冲”准备的“强势对冲”派，基本上以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部等机构为典型代表，虽然无法否认中美两国经济深层相互依赖的事实，但坚持认为所谓的“接触”必须重新定义，要和那些有助于促成中国内部发生变化的人接触，而不是“仅仅和北京接触”，基本上重新定义后的接触与“和平演变”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对冲”就是要强化同盟，做好军事力量的准备，从实力上进行必要的“对冲”，大体可理解为不叫“遏制”的“遏制”；与其相对的，是以安全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灵巧接触”派，尽管有些学者相信长期来看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但还能比较客观地分析当下的实际情况，认为通过“灵巧”地使用实力，“灵巧”地和中国接触，推动在环保、全球金融、核不扩散等领域的积极合作，有助于两国避免陷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过的“因为害怕未来死亡而马上选择自杀”的陷阱；第三类是试图调和两者的“中间派”，以2007年成立的新美国战略中心为代表，试图调和上述两类观点，在实用主义和地缘战略的指导下，形成以强化同盟，兼顾对华关系两者并重的新战略。

　　就南海事件来看，美国国防部的表现基本反映了一贯的鹰派思路，并且试图借机进一步巩固遭到各种因素冲击而略显动摇的美国海上优势。对奥巴马来说，这也算是来自鹰派的一个下马威：希拉里刚刚结束亚太之行，马上来这一招，多少显示了希拉里所谓的“同舟共济”并非美国决策圈的共识。外交经验几乎为零的奥巴马将如何回应“强势对冲”与“灵巧接触”之争，将可作为未来1-2年内美国对华政策变动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沈逸（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