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国方案”到“两国方案”

　　1923年，根据国联颁布的委任统治训令，英国正式开始对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委任统治，目的是逐渐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英国人设计的过渡立法机构由英国人、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基督徒和犹太人组成。

　　但这个“一国方案”失败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满意自己得到的权力份额。从20年代末期开始，阿犹之间就爆发了暴力冲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分裂为接受与犹太人合作的温和势力和坚决反对犹太人的激进势力。

　　二战后联合国桌面上的议题，就没有了“一国方案”，只剩下如何分治的讨论，因为谁都知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合不到一起了。

　　在分治方案付诸表决之前，联合国曾经派人实地了解民情，犹太人动用一切的宣传手段，充分同联合国合作，争取更大的权益。而巴勒斯坦激进势力不仅不同联合国合作，而且还威胁所有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得同联合国合作，这是阿拉伯人在分治方案中吃亏的原因之一。阿拉伯人不满意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得到了多数土地，拒绝承认联合国决议，紧接着就是严重的暴力冲突。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当天，全体阿拉伯国家正式向以色列开战。

　　战争结果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一国方案：只有以色列国，没有阿拉伯国。原本属于阿拉伯国的土地大约一半被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被外约旦王国正式宣布并吞，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但并没有正式宣布并吞，只是对那里实行军事统治，后来又建立了准自治政府。

　　“最大的难题”加沙

　　以色列有能力占领全部巴勒斯坦，但法律上和道义上都说不过去，犹太人的主体也没有这样的意愿。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当以军的突击部队挺进到约旦边境，占领了整个西岸地区时，报捷电话打给了以军总参谋长拉宾。拉宾放下电话，自言自语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啊，我们怎么管得了这100万阿拉伯人”！

　　1967年战争之后，阿拉法特领导了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拒绝阿拉伯国家的操控，坚持巴勒斯坦人自行收复失地。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巴勒斯坦自行解决方案的胜利。

　　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谈判期间，以色列曾提出过把加沙和西奈半岛一并交还给埃及，被埃及拒绝。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加沙民众的暴怒，因为他们觉得被埃及抛弃了。所以加沙民众在感情上和埃及就疏远了。

　　加沙这个地区太特殊，人口多，且大部分是难民。埃及尽管担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对拥有这片土地毫无兴趣，在当时的埃及眼里，加沙就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包袱。

　　对于约旦河西岸，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多次谈过统一方案，但都行不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加沙怎么办？1988年，在约旦国王宣布同约旦河西岸切断行政联系之后，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宣布建国。

　　巴勒斯坦国土的地理分割，埋下了政治分割的伏笔。所以我们目前看到了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个被全世界承认的唯一合法的政权，控制着约旦河西岸，而主张政教合一的哈马斯控制着加沙。

　　“三国方案”的可能性

　　眼下，事实上是三个政治实体并存：以色列国、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哈马斯控制的加沙。这种现象的维持不可避免地使人产生三国解决方案的想法。过去几个月，“三国方案”的相关文章被不断抛出，这也是为什么有关各方最近一再坚持“两国方案”的最根本原因。

　　显然，“三国方案”是一个过早提出的方案。“两国方案”仍然是今后各方努力的目标。不能排除今后“三国方案”被提上议事日程，但那只可能在“两国方案”彻底失败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会被政治家们认真地考虑。

　　事实上，“两国方案”也未必是千秋万代永久不变的。约旦河西岸同约旦有着难以割裂的历史纽带，约旦的半数国民原本就住在西岸，约旦国王并吞了西岸地区之后，在约旦的议会里，西岸和东岸的议员人数是同等的。巴解组织中的激进派别，比如“人阵”，在上世纪60年代也有统一约旦河两岸的尝试，当然它失败了。

　　“两国方案”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难民的永久安置。以色列拒绝接受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国也无力接纳在滞留在邻国的同胞。

　　至于“三国方案”，巴勒斯坦人不能接受，国际社会也不能接受。国际规则不能任意改变，无论是联合国“分治决议”，还是后来的“奥斯陆协议”，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领土都是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集成。

　　有人说，如果巴勒斯坦内部难以实现统一，“两国方案”走进死胡同，国际社会需要创造性的智慧，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三国方案”不是不可以考虑，而这种“三国方案”又很可能最终过渡到“一国方案”，即巴勒斯坦国的消失——约旦河西岸并入约旦，恢复到1949－1967年的状况；加沙地区并入埃及，将加沙建成特区，各国提供经济援助，寻找一条独特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甚至建成中东的新加坡。

　　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呢？  受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殷罡 采访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谢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