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

　　G20伦敦金融峰会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美国版方案的中心要义是“以救市为主，以改革为辅”。美国期望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能与自己携手实施刺激性财政货币政策，把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解救出来。对于改革，实际上美国不愿意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造，而只想搞些“小修小补”的工作，比如适当加强监管，有限增加某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等等。美国绝对不允许有人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控制权。

　　果不其然，本次G20峰会的成果之一，就是各国同意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1.1万亿美元的资金。

　　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方案，无论有何区别，中心要义都是“救市与改革齐飞”。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欧盟希望借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之机来提振欧元的地位，借加强金融监管之机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它们希望中国等外汇储备充裕的国家加大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的力度，进而用IMF的资金来挽救欧元区之外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但它们并不愿意稀释自己在IMF中的股权份额，所以与会的欧盟国家仍决定向IMF注资1000亿美元，是中国注资额的2.5倍。

　　在这次伦敦峰会前后，新兴市场国家则释放出了要求终结美元霸权地位的政策信号。有分析家认为，中国决定向IMF注资400亿美元符合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原则。一方面，中国的注资额小于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为1000亿美元左右)，表明中国旨在稳步而审慎地提高在IMF中的话语权，有效地平衡来自国际和国内的期望与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向IMF注资也表明了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解决金融危机的决心。同时，其他新兴国家提出的改革诉求也集中于扩大自身在国际经济事务的话语权。

　　从各方的救市与改革方案可以看出，美、欧与新兴国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角力。谁都知道，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非一项纯粹的经济事务，而是一场政治博弈，但经济实力是否对这场政治博弈有所助益，有多大程度的助益，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政经实力的可转换性

　　对于不同类型的实力之间是否有可转换性，国际关系学者们常常纠缠不清。

　　国际现实中的一些事例似乎在证明着经济实力难以向政治实力转化。比如，日本的经济实力目前位居世界第二，但前些年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件事上却极不顺心。尽管它撒出数百亿美元去“买”选票，可就是有很多国家不买帐。

　　政治实力虽然也难以转化为经济实力，但它却能有效阻止经济实力向政治实力的转化。在10余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曾设想了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庭抗礼，不料这个想法刚在IMF香港年会上透露出去，就被时任美国财长鲁宾很不客气地堵了回去：“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已经有了一个IMF在发挥作用，为什么还要再搞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完全没有必要。”

　　日本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外汇储备国，从财力上说支撑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绰绰有余，而美国就金融资产而言不过是个“负翁”。为什么“负翁”能轻描淡写地打掉一个“富翁”的提议呢？

　　如此看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能走多远就可想而知了。美国的底线有两点：一是任何国家不得削弱美国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二是任何改革建议不得动摇美元的支柱地位。

　　目前，IMF和世界银行中的重大政策提案的通过必须得到85%的股份总额的支持。

　　有人会说，既然这两个机构的投票权是按股份额来分配的，那么如果有的国家愿意多出钱，不就可以把美国的股权给稀释掉吗？对此，有专家分析说，事实上，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否决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权力，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这是任何国家用金钱换不来、打不掉的。美国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放弃这项否决权：一是某个国家打败了美国；二是美国自己把自己折腾垮掉。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两种情况恐怕都难以出现。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虽有动摇，但仍难以替代。欧元的诞生虽然让美国人紧张了一阵，但欧盟的进一步东扩使其陷于内耗之中。当欧盟的凝聚力下降并且政治发展陷于停滞时，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就急转直下了。

　　解读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

　　作为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起于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彼时，二战接近尾声，两大机构的建立既反映了世界金融与货币体系除旧布新的需要，也从一个侧面诠释出当时国际经济以欧美为主导的大格局。

　　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变革，美欧虽仍唱主角，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有分析家认为，最近借G20峰会之机，发展中国家对于提高在IMF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权的高调吁请，一是由于自身国力增强，二是因为发达国家长期对于上述国际组织若干政策解释权的掌控。

　　以IMF为例，其投票权规则根据各国的GDP、贸易开放程度和外汇储备计算。目前的投票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即每一成员均有的250票基本投票权和根据各国缴纳的基金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而在实际运作中，后者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则由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投资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确定。最值得注意的是，投票权标准的制定握在美欧等国手中。

　　美国在IMF中以约17%的投票权居首，德国为5.88%，英国和法国分别是4.86%，中国则不到4%(2008年4月，IMF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的表决方案，适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中国的出资份额提高到3.997%，投票权份额提高到3.807%)。显然，这一比例是不符合实际的，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法，话语权却没有扩大。经济危机爆发后，IMF希望从中国、印度等外汇储备充裕的新兴市场国争取更大的资金支持，因而提高这些国家代表性的问题自然无法回避。

　　鉴于此，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提上日程。IMF的投票权改革已在进行，并以反映一国经济的权重和在全球的重要性为原则。

　　但是，世界银行的改革却迟迟未见动静。其实，一国要想成为世界银行成员国，必须首先加入IMF，而且一国对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也取决于在IMF认缴基金的份额。由此不难看出世行与IMF的关联，且二者在组织形式、成员资格等方面都有极大相似性。

　　执董与投票权，是反映成员国在世行中代表性的两个方面，其中投票权除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之外，还常遭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强行介入。世行和IMF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在IMF每认缴10万特别提款权就额外增加1票。在2008年3月的改革中，IMF已将基本投票权提高到了750票，而世行至今仍未作改变。

　　不过，即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也不代表其在机构中的影响力提升就水到渠成。例如，在重大事务上，两大组织采取“共识决策”原则，需要取得全体成员同意，而不是仅仅得到多数票便可通过。因此，不排除一些执董虽无大额投票权，却在讲话中表现出一些“高明见解”，进而顺理成章得到认同的可能。

　　其实，如果一个国家仅凭经济实力尚无法提升在国际经济决策机构中的影响力的话，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发挥经济实力的作用。比如，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股权份额分别还不如荷兰、比利时，这显然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和有望成为位列前三的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是可以凭经济实力来换取更多的份额，从而提高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话语权；同时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也可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要求美国政府设法保障国债投资者的权益；另外，作为东亚的经济强国，中国可以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定，以此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

　　环球杂志2009年第08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