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突然发觉，通过互联网输送美国的价值观，远比派特工到目标国家或培养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当地代理人更容易。”对于互联网在近日伊朗动荡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位美军前情报官员向《环球时报》记者表达了如此直白的观点，令人颇有些意外。互联网上的冲突似乎在加剧，而美国的意识形态优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几乎每一次冲突，发展中国家都陷于被动。“这一次，美国的确找到了它最擅长的战场，利用互联网监管问题与一些国家较真，不会像它以往直接干涉别国那么令人反感。而发展中国家常被逼得支支吾吾，有理也显得没理。”一位中国网络问题专家说，这一点值得警惕。

　　美国要搞“全民网络外交”

　　网络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新事物，它的西方标准的言论自由与这些国家的转型社会特征均形成一定反差，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产生一定压力。一旦西方国家试图利用这种压力，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克劳福德是曾就职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情报部官员。6月30日，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德黑兰大选后的局势突变，让中情局驻中东地区的特工猝不及防，事发后再试图向当地派人几乎不可能，所以Twitter等网络新工具一时间成了无可取代的影响手段，这让中情局和其他美国机构尝到了甜头。”

　　但这并不是中情局首次尝到这样的甜头。克劳福德讲述了中情局两年前悄悄拿古巴做试验，以研究互联网对一个国家民众影响力的事情。“尽管古巴尚未向全民开放互联网，但当互联网上有人在卡斯特罗病情和‘兄弟接班’问题上大做文章之后，古巴政府很快发现民众人心浮动。”克劳福德说，古巴安全机构事后对互联网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在网上发表“敏感文章”的人背景“不简单”，他们受雇于美国情报或者其他联邦机构，专门在网上张贴攻击古巴体制、领导人情况的文章和假消息。此事让古巴政府意识到，互联网在开拓古巴国民眼界、获得发展信息的同时，也饱含“深意”。

　　美国全球安全组织资深研究员乔治·史密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早在2000年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就十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不过，最初阶段中情局对互联网的认识更多集中在“实用工具”上，比如说当年中情局有一份网络间谍计划，希望能借互联网进入全世界各大公司、银行以及政府机构电脑系统搜集情报。然而，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美国政府意识到，互联网的真正效力是在其影响力上。史密斯说：“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55%的美国成年选民及74%的网民称，他们上网获取选举新闻和信息，或与其他人就总统选举进行交流。‘脸谱’(Facebook)、‘我的空间’(MySpace)等社交网站以及YouTube等视频分享网站的火爆，对美国触动颇大，因为他们联想到，互联网同样也可以对他国的政治形态产生影响。”

　　专事美国联邦机构网络技术与影响力研究的nextgov网站近日披露，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全力推行“互联网外交”战略，主张美国的全球外交推动不只靠外交人员，还要靠“全民网络外交”，要鼓励美国公民与外国人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实现美国的部分外交战略。希拉里的外交创意顾问亚力克·罗斯盛赞这是“21世纪的外交创新”，将传统的“政府对政府的外交”变成了“人对人的外交”。美国《新闻周刊》则评论说，希拉里对网络新工具的热情并不为过，“它们有望在那些目前令美国头痛的国家推动民主”。

　　互联网在奥巴马手下“复兴”

　　在美国，经历了严重泡沫的互联网，在奥巴马手下几乎实现了“复兴”。5月1日，白宫同时在社交网站“我的空间”和“脸谱”上开设网页，并通过Twitter发出了第一批讯息，由此全面进军美国主流社交网站。国务院网站则被希拉里升级改版，网站链接的谷歌地图可以显示国务卿每次出访的行程，在“给国务卿发短消息”栏目里，网友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向希拉里提问。联邦调查局每天会在Twitter上公布新的起诉案件、通缉犯信息等。美国宇航局(NASA)从年初开始每天都在Twitter上发布消息，NASA公共事务办公室代理助理主任说，这占用了他每天30%的时间。就连驻阿富汗美军6月初也推出了“脸谱”和YouTube网页，并注册了Twitter账户，其在Twitter上发布的一次美军在阿丧生的消息，甚至比正式新闻稿早了数小时。

　　有分析认为，美国在互联网上的这套做法对世界所有网民都有吸引力，而网民接触美国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西方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政治标准推广成互联网上的全球标准。

　　在发展中国家，网络新工具也很流行。“活着的日志”(Livejournal.com)是俄罗斯最流行的博客网站，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博客也建在这里。该网站上各种言论都有，有批评政府的，也有反普京的。这些年来，Livejournal已成为俄发布消息最快最全的渠道。在越南，雅虎、谷歌纷纷开辟了越南文网页，年轻人对Youtube、Twitter毫不陌生，Twitter还专门增设了越南文页面，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越南网民提供了强大的信息资源。在叙利亚，互联网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速度慢，费用高。ADSL的费用每月约合人民币1400元，光缆专线的月租费甚至高达约1万元人民币，而大多数叙利亚人的月薪仅为2000元人民币。这使得大多数叙利亚人在家中使用相对便宜的拨号上网。但年轻人对网络的需求是不可抑制的。借助阿拉伯人的咖啡馆文化传统，提供无线上网的咖啡厅成了叙利亚年轻人解决上网问题的主要场所，首都大马士革各主要咖啡厅内从早到晚都坐满了怀抱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在近日伊朗危机时，叙利亚青年照样在Twitter上交流。

　　多国都对网络实行过滤

　　不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网络之上并非“一片歌舞升平”。近两年来，俄流亡大亨古辛斯基曾多次举行反普京示威活动，其博客就建在Livejournal上，所有有关集会的指示，比如行动路线、联系方式、如何应付警方围堵、备用方案等都在那里发布。俄极端排外组织光头党也利用Livejournal招募追随者，并刊登大量教授如何袭击“敌人”、如何事后逃逸和隐匿的文章。俄内务部称，俄目前有40余家网站登载涉嫌煽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性质的内容，已引起俄政府不安。在越南，博客中出现的攻击越共以及煽动民众反对政府的文章有所增加，也令越南政府很头疼。

　　YouTube视频网站则多次因播出侮辱民族感情、亵渎宗教的视频，遭数国封杀。YouTube网站自称，其网站至少在十几个国家遭到临时审查。2007年，土耳其勒令屏蔽YouTube，以平息其针对现代土耳其创始人凯末尔的攻击性言论。同年，因播放侮辱国王的视频，Youtube遭泰国政府封杀。中东国家则对涉及宗教、色情、赌博的网站进行过滤。

　　德国也担心Twitter一类的网站可能会影响本国大选。鉴于伊朗选举危机中Twitter的表现，德国反对党甚至将其称为“可能会破坏选举的黑暗势力”。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委员埃格勒说，通过Twitter匿名发布选票数据，可能引发人们做出与预期选举结果相反的行动。6月19日，德国联邦议院还通过了屏蔽儿童色情网站的互联网审查法律，使德国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有互联网审查法律的国家。事实上，发达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对网络上于国家有害的内容加以过滤。美国的《爱国法》及《国土安全法》中都包含有监控互联网的相关条款，并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监控和屏蔽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内容。在美国很多地区，经常播放拉登讲话的“半岛”电视台及其网站是被过滤的，理由是“伤害美国人民感情”。澳大利亚近年来依据其网络安全计划打造了一个网络过滤器，黑名单中包含“不适合儿童”和“违法内容”两种信息，以屏蔽一切澳政府认为有争议或有损国家安全的网页。法国2000年曾关闭拍卖纳粹物品、宣扬种族主义的雅虎分支网站。

　　美国找到了对它最有利的战场

　　“美国显然是找到了一个对它最有利的战场”，中国信息安全专家李飞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互联网王国里，美国是绝对的霸主。”资料显示，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共有13个，其中一个是设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另有12台副根服务器(9个设在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各有一台)。此外，各国都要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来统一管理全球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而且，包括电子器件、高端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的核心技术也多掌握在美国手中。

　　面对美国将网络优势转化为巨大的战略优势，发展中国家该怎么办？李飞表示，互联网的斗争本质上是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斗争。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意识到美国运用互联网也有弱点，一旦其他国家推出自主产权的互联网产品，那么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互联网将遭遇劲敌，而只要掌握好还击工具，对美国的反作用也一样；与此同时，美国想在全世界得到文化认同也是很难实现的，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互联网内容认同的关键所在。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互联网是一种力量，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而且在这种力量面前各国是平等的。由于发达国家政治文明比较先进，它被人攻击的可能性少，而发展中国家问题比较多，容易受攻击。所以事实上受这种力量影响的后果是不平等的。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尽量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民主，把信息公布在前，尽量避免错误信息占领市场。此外还可以采取技术措施，杜绝那些错误信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也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让政府从物理隔绝直接走向当前如此开放而又缺乏足够安全可信保障手段的公共互联网，显然难度极大，但电子政务又呼唤着政府采取相应的形式与公众在互联网上交流与沟通，因此高科技网络技术便成为支撑电子政务发展的迫切而又必要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手段。

　　军事专家宋晓军则对记者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发动“网络外交战”和美军创建“网络战司令部”都有炒作之嫌，因为自互联网泡沫后，美国试图靠网络技术突破拉动经济发展的意图已经破产，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已处于下降阶段。“此时翻炒上述概念有向政府讨钱以弥补金融危机后各部门资金不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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