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八国集团峰会选在意大利的拉奎拉召开，本身就具有耐人寻味的意义。3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这座 有着755年历史的古镇夷为平地，造成300多人遇难，1500多人受伤，数万人流离失所。如今，就在拉奎拉抗震救灾 指挥部所在地，包括八国领导人在内的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地震”的途径 ，并就世界贸易、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磋商。这是继今年4月伦敦二十国峰会之后，国际社会围绕人类 生存和发展一系列紧迫问题举行的又一次重大多边对话。

　　30多年来，八国集团峰会经历了参与国逐渐泛化、讨论议题日益扩大的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八国 峰会主要是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磋商政策、协调行动的机制，被人们称作“富人俱 乐部”。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八国开始增进与发展中国家对话。2003年，在法国埃维昂八国峰会正式召开之前，中国、巴西、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等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埃及、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等5个“非洲发展 新伙伴计划”参加国的领导人首次应邀参与了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在2007年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八国峰会上，与会 首脑一致同意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倡议，将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的对话以新形式固定下来，正式启动“海利根达姆 进程”。

　　其次，发展中国家积极利用八国峰会平台，加强内部磋商，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在2005年 英国苏格兰“鹰谷”举行的八国峰会期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5国领导人首次进行集体会晤，就世界经济、 气候变化和其他重要国际问题交流意见、协调立场。此后，发展中大国领导人的聚会磋商成为八国集团峰会的“保留节目”， 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再者，八国峰会的议题由聚焦发达国家事务向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热点延伸。进入新世纪以来，落实联合国千年发 展计划、促进非洲发展，被列入八国峰会的议事日程。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贸易自由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话题，成为八国峰会讨论的重点。此外，八国峰会还与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讨论 的问题扩展到教育、文化、青年、宗教等众多领域。

　　八国集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交流，并不是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善心大发”，而是它们迫于时事，不得已而为之。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贸易、投资、信息和人员流动的速度加快、总量加大、覆盖面更广，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构成了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大国纷纷陷入严重衰退；而发展中大国尽管也受到不小冲击，但仍然保持着发 展的势头，并显现出持续增长的巨大潜力。正因为如此，八国集团才不得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刮目相看，将 它们视为走出经济困境、实现早日复苏的不可替代的对话合作伙伴。

　　历史证明，每次全球经济危机都酝酿着重大技术革命，并带来新一轮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各国经济政策虽 有不同，但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靠拢。那就是，必须确保粮食、能源等人类生存基本要素的可持续生产与公平合理分 配，必须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均衡协调发展。当前，一场以“绿色技术”为特征的新产业革命正在全球悄然 兴起。发达国家拥有比较先进的“低碳”技术，发展中国家则在节能减排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和潜在市场。正是在此大背景下 ，一些欧洲发达国家提出了制定全球中长期量化减排的目标，美国奥巴马政府则打出了“绿色新政”的旗帜。发达国家力图抢 占“绿色技术”的制高点，以获取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权，借“绿色技术革命”的东风走上复苏的大道，这是八国 集团要与发展中国家在峰会上共同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八国峰会参与成员和议题内容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平衡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 势，凸显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财富再分配的重要动向，反映了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八国峰会已经演变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发展中国家表达自身诉求、展示自身形象、 彰显自身力量、博弈自身利益的有效舞台。

　　三个月前，拉奎拉经历了一场地震浩劫。地震可以使大地断裂，但却把千百万人的心融为一体，升华出共克时艰的强 大力量。同样道理，金融危机“地震”虽然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错位、断层、鸿沟乃至颠覆，但却促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更紧密地走到一起，加强全球对话，携手共渡难关。这恐怕是在拉奎拉举行八国峰会给世人的一条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