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延简历

　　张庭延，1936年2月生，北京人。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1958年至1963年，外交部亚洲司科员；1963年至1969年，驻朝鲜使馆职员；1969年至1976年，外交部亚洲司科员；1976年至1981年，驻朝鲜使馆三秘、二秘；1981年至1986年，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处长、参赞；1986年至1989年，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1989年至1992年，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1992年至1998年，驻韩国大使；现任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北京市政府外事顾问、山东大学韩国学院名誉院长。

　　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做过朝鲜语翻译、在朝鲜工作过14年的张庭延，没想到自己日后会前往半岛的另一半，并成为中韩建交后开创两国关系新局面的首任大使。

　　金日成顾全了大局

　　“朝鲜战争后，中国与韩国之间互不承认、互不来往，互为敌人。上世纪80年代初，中韩才逐渐在国际多边活动中来往，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直接的经贸往来才取代第三方转口贸易。”张大使说，中韩建交的时机是逐渐成熟的，到1991年9月，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随后东欧国家陆续与韩国建交，国际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1992年，中韩建交条件终于成熟了。

　　其时，朝韩关系也较以往松动了不少，从过去敌对、老死不相往来，到1992年双方已经有了高层接触。

　　当年7月15日，钱其琛外长秘密前往平壤，转达江泽民总书记给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告之中国即将和韩国建交，张庭延是随行人员之一。

　　回想那天启程去朝鲜时的心情，张大使坦言：“心里有点打鼓，但也有个基本估计，这不致影响中朝关系。”

　　见到金日成，钱其琛外长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根据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韩国建交时机已成熟，现特向您通报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

　　通报结束后，屋内很静，金日成沉思片刻，然后说：“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我们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将自己去克服。”说完之后金日成即欲起身，中方代表意识到会见已结束，忙起身离座，金日成与钱外长握手告别。

　　“这是我参加过的历次会见中金日成谈话最少、气氛最为平淡的一次，与他过去会见中国客人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形成鲜明对照。”

　　不过，张大使认为，金日成的话里虽含有不满，但顾全了大局，“他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对中国的决定基本上表示了谅解。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金日成不愧为朝鲜老一代领导人。”

　　这次平壤之行，虽往返只短短几个小时，却为中韩建交消除了最后一份担心。

　　力排干扰秘密谈判

　　说起中韩建交所历经的三次秘密谈判，如今仍能感到其神秘紧张的气氛，犹如谍战片里的秘密行动。

　　与中国建交前，韩国和台湾保持了几十年的“外交关系”，加之朝鲜战争时台湾给了韩国很多援助，因此在韩国不仅有台湾的势力，而且在韩国中高层领导中还有亲台势力，如果谈判泄露，这些势力肯定要干扰、破坏。

　　那时在首尔的台湾“大使馆”异常敏感，到处刺探韩方动向，因此青瓦台总统府下令，与中方谈判一事“绝对保密”。

　　前两次谈判都安排在了北京。每次韩方谈判人员秘密抵京，便一头扎进钓鱼台国宾馆内最为偏僻的14号楼，进驻后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同关禁闭。而在汉城的第三次谈判，中方人员一下飞机便如同被绑架般拉上汽车。“5月开始谈判，到7月基本谈成了，外界还都不知道，我们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每次会谈，双方都摆开“阵势”分坐长桌两边。谈判中，中方提出的建交要求是韩国和台湾断交、撤馆、废约，而韩方最开始想“讨价还价”，声称要与台湾保持“最高级别的关系”，中方当然不同意。“总体上韩方对建交态度是积极的，开始一段与我们周旋，其后则放弃某些条件，在台湾问题上接受了我方要求，因而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

　　由于双方严格保密，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察觉，直到8月中旬，原定在首尔召开的韩台部长级经贸会议，韩方几次推迟，使台湾当局警觉起来。8月20日以后，建交日期临近，各方传言增多，台湾当局终于察觉大事不好，气急败坏之下于中韩建交的前一天，宣布与韩国断交。

　　“现在看来，当时的卢泰愚总统是有眼光、有远见的，他在任最后一年实现了中韩建交，结束了中韩之间长期的隔绝。”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公报正式签署，自此，中韩关系跨越了四十多年互不承认、互不交往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本报记者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