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彬简历
曾文彬,1941年出生于湖南望城县。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1980年起在驻日使馆工作,先后任随员、三秘、二秘。1985年调回外交部新闻司,先后任一秘、副处长。1989年再次被派往驻日使馆,先后任一秘、参赞。1993年被调至外交部国外工作局,任参赞。1996年起任驻长崎总领事。1999年被调回外交部新闻司,任参赞。2001年5月退休。2006年4月起,被日本中部大学聘为教授,讲授国际关系学。
景色秀美的杭州柳浪闻莺,有一块石碑,上书“日中不再战”五个大字。水木明瑟的日本岐阜市岐阜公园,也有一块石碑,上书“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十四个大字。外界但知杭州、岐阜为友好城市,两处立碑故事则久而未闻其详。前不久记者获悉,我国前驻长崎总领事曾文彬曾于2006年拜访过亲历题字立碑的日中友好人士松尾孝和先生,于是通过电话、传真、邮件采访了现在日本中部大学讲授国际关系学的曾文彬教授。
他的故事开始于1973年春。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日本各界争相访华,此前与中国保持距离的日本第二大报《读卖新闻》也来华访问,曾文彬负责陪同接待。代表团访问杭州时,在柳浪闻莺看到了“日中不再战”这块纪念碑。工作人员当时介绍说,石碑于1963年12月竖立,由时任岐阜县所属岐阜市市长的松尾吾策提议立碑并题写碑文;相应地,按照周总理指示,由时任杭州市长的王子达书写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纪念碑由日方在岐阜公园竖立。
曾文彬回忆,“参观这块石碑时,代表团成员大多沉默不语,但表情沉痛,可以看出有愧疚之感。”而曾文彬本人当时还有另一层想法:当年在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政策的严峻形势下,以松尾吾策为代表的岐阜市民能顶住压力、明确表达日中今后不再战的决心,这无疑值得充分肯定。“我当时就想,今后如有机会,一定要到岐阜市去看看松尾吾策等老朋友,进一步了解当初勒石立碑的详细经过。”
2006年8月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连年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公然表示要再行参拜,使中日关系降至恢复邦交后的最低点。此时曾文彬已在数月前受聘离岐阜市不远的中部大学,他当时内心有股强烈冲动:自己虽已从外交官岗位退休,但维护中日友好的使命决不能放弃。当年柳浪闻莺睹碑思人的念头促使他当即决定,立即前往岐阜访问松尾吾策等当事人。
“我要让尽可能多的日本公众知道,日本早有人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错误,他们一直在为弥补过去的错误努力。”
临行前,曾文彬了解到,松尾吾策市长已经去世,而他当时的秘书、亲历建碑事宜的松尾孝和虽年迈多病,但思维清晰,谈吐无碍,于是决定拜访松尾孝和。“8月7日,我按约定来到松尾孝和先生的家,他不顾疾病,在轮椅上兴致勃勃地详细介绍了当时经过。”
松尾孝和介绍说,当年岐阜一带有不少人参加了侵华战争,他们杀害了许多中国人,但也有人战死在中国,其中包括战后岐阜市首任市长松尾国松的次子,也就是后任市长松尾吾策的弟弟。丧子之痛使松尾国松认清了战争本质,所以当他了解中日民间就中国遣返日本遗孤、日本送还中国劳工遗骸达成协议之后非常积极。他亲自担任岐阜县遗骨送还委员会会长,并派人于1956年8月把搜寻到的72具遗骸送往中国。中方充分肯定这一举动,同年11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岐阜县各界代表访华。次年春天,以松尾国松为团长,时任《岐阜新闻》社社长山田丈夫为副团长的“岐阜产业文化使节团”组成,松尾孝和也在其中。但临行前一天,81岁高龄的松尾国松因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双重压力被迫弃行。改由山田任团长的18人代表团访华近一个月,对新中国变化感慨万端,临别时山田表示,5年之后要再来看中国更大的变化。1962年,中方再发邀请。访华团组成之后,山田会同此次访华团负责人前往市府,与新任市长、松尾国松的长子松尾吾策商议带何礼物出访中国。这时,松尾吾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当场挥毫写下“日中不再战”五个大字,他希望代表团把字带到中国后立碑存世。
松尾孝和告诉曾文彬说:“这一举动体现了他继承父亲遗愿的决心,一方面向中国谢罪,一方面也表达了今后日中和平相处的愿望。”代表团到北京后,即由松尾孝和等二人与中方商议建碑事宜。经磋商、后经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同意,决定立碑杭州,因为岐阜籍侵华日军多在江浙沪一带活动。与此同时,日方也同意,由杭州市长王子达书写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将立碑岐阜。一年后,两块纪念碑先后在两地落成。
辞别松尾孝和之后,曾文彬来到岐阜公园,在中方所题字的纪念碑前三鞠躬。“我认为,此碑既是对中日两国惨痛历史的总结,更表达出中国人民对中日友好的强烈愿望和热切期待。”
翌日,《岐阜新闻》头版以“惨痛往事萦绕父辈 寄语石碑警示来人”的双排大字标题刊载了曾文彬访问松尾孝和的报道。
“现在距离您拜访松尾先生已经过去了三年,中日关系已经有所改善,去年胡锦涛主席出访日本,双方签署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您现在如何看待三年前请松尾先生讲述中日立碑故事的意义?”记者问。
“我记得当时松尾先生这样说过,‘日中不再战’纪念碑的根本意义在于和平友好,这与中方‘世代友好’纪念碑所表达的愿望完全一致。今天当然谁都不希望战争,但仅仅不要战争是不够的。他特别指出,‘岐阜的日中交流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从建立经济关系开始,而是从重视和平友好开始。’”曾文彬回答。
“松尾先生最后这句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有自己对战争有彻骨之痛,才能感受侵略他国给他人所造成的痛苦,从而更加珍视日中和平友好?”
“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让中日两国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这种彻骨之痛,让他们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是否有助于推动两国和平友好?”
“完全正确。这也是我三年前拜访松尾先生,请他讲述那段历史的根本出发点。我相信,过去和现在,中日两国都有人在为此努力,我将继续为之努力。”本报记者唐见端